我叫李娟，生在四川隆昌的一个小镇上。镇不大，一条沱江绕着镇子走，江边的青石板路被踩得发亮，下雨天会冒出青苔的腥气。我家在镇东头的老家属院，爸爸是酒厂的搬运工，妈妈在菜市场卖菜，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客厅里那台21寸的长虹彩电——还是我小学考了年级第一，爸妈咬着牙买的。
我长得不好看，这是从小就刻在心里的认知。皮肤是四川姑娘少见的蜡黄，不是晒出来的健康色，是常年闷在屋里刷卷子熬出来的暗沉；眼睛小，一笑就眯成条缝，戴一副外婆传下来的黑框眼镜，镜腿断过两次，用透明胶带缠了又缠，胶布边缘都泛了白；头发永远扎成紧绷的马尾，碎发粘在额头上，像没梳整齐的稻草，妈妈总说“女孩子要利落”，可我没时间打理——刷题的时间都不够，哪有功夫管头发。
小时候跟妈妈去菜市场买菜，总有相熟的阿姨凑过来逗我：“娟娟啊，要好好读书哦，不然凭你这模样，以后咋找婆家哟？”妈妈会立刻把我拉到身后，手里的秤杆还沾着青菜的水珠，却硬邦邦地回：“我家娟娟是要考大学去大城市的，才不留在镇上看人脸色讨生活！”
那时候我不懂“大城市”是什么概念，只知道读书是我唯一能抓住的浮木。小镇的教育资源差得可怜，我们初中的英语老师，一口川普能把“apple”念成“阿婆”，数学课上一半总跑偏，说他儿子在成都开饭馆一个月能赚多少；高中的教室没有空调，夏天热得像蒸笼，我总把湿毛巾搭在脖子上做题，汗水滴在卷子上，晕开墨痕。但我不敢懈怠，每天早上五点半，天还没亮透，我就坐在客厅的小板凳上背单词，妈妈在旁边择芹菜，菜刀剁在砧板上的“咚咚”声，和我“abandon、abandon”的背书声混在一起，成了我少年时代最熟悉的晨曲。
高考前三个月，我得了场重感冒，发烧到39度，扁桃体肿得咽不下饭，却还是硬撑着去学校。爸爸背着我去镇卫生院，走在江边的青石板路上，他的后背汗湿了我的校服，粗粝的布料蹭着我的脸，我趴在他耳边小声问：“爸，我要是考不上咋办？”爸爸喘着气，脚步没停，声音里带着颤：“考不上就考不上，爸还能扛酒坛子养你。但娟娟，你得拼一把，不然你这辈子，就只能跟我一样，在酒场搬箱子，跟你妈一样，在菜市场跟人讨价还价几毛钱的菜钱。”
我没让他们失望。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正在菜市场帮妈妈看摊子，收了张五十块的假钞，妈妈气得眼圈发红，蹲在地上捡散落的小葱。就在这时，爸爸拿着查分的纸条跑过来，鞋上还沾着酒厂的酒糟味，他在菜市场中央大喊：“娟娟！考上了！上海的大学！985！”那天妈妈关了摊子，买了只三黄鸡，还破天荒给我买了条粉色连衣裙——蕾丝花边，收腰设计，我穿在身上，站在镜子前，第一次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么丑了，镜子里的姑娘，眼睛虽然小，却亮得像有光。
去上海的前一天晚上，爸爸把我叫到他的房间。他从床底下拖出一个铁皮盒子，盒子上印着“牡丹牌香烟”，是他年轻时舍不得扔的旧物。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沓皱巴巴的钱，最大的面额是五十，最小的是一块，边缘都磨得发毛，还夹着几张粮票——是妈妈的陪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