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画的是村口那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我努力回忆着苏老师教我的色彩知识，用浅绿和深绿描绘河边的青草，用钴蓝画出水面的波纹。结果，放学的时候，我看到河岸边那几棵光秃秃的老柳树下，不知何时多了一串用粉笔画的、歪歪扭扭的小野花，红的、粉的、紫的，像是给清冷的河水镶上了一圈美丽的花边。
苏老师把我的画拍下来，发到了她的朋友圈里。很快，我就收到了城里姑姑发来的微信消息，她说：“穗儿，你画得太好了！你苏老师告诉我，县文化馆最近在举办一个‘乡村少年画展’，她说你很有天赋，让你去试试。”
我捏着手机，手指都有些微微颤抖。母亲躺在床上，听到动静，虚弱地问：“谁的电话呀？是不是……是不是又要借钱？”
“不是，妈。”我把手机屏幕凑到她眼前，让她看苏老师发来的画展通知，“是……是一个画画比赛。”
母亲的目光落在“奖金：三千元的字样上，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但很快又黯淡了下去，她叹了口气：“三千块……还不够买一个月的药呢。”
“可是，妈，”我紧紧攥着手中的蜡笔盒，语气坚定，“张大夫说，您只要好好休养半年，就能慢慢好起来了。三千块，够买好多好多枇杷叶，够您喝好几个月的枇杷叶水了。”
比赛那天，我特意换上了那件洗得最干净的蓝布褂子。苏老师特地从县城给我捎来一双崭新的白色运动鞋，鞋底软软的，踩在地上，连空气都仿佛变得柔软了些。我背着母亲用旧布缝制的、里面塞满了干稻草的书包，里面装着我的素描本、那半盒珍藏的旧蜡笔，还有苏老师送给我的那盒新蜡笔。
县文化馆的展厅里，挂着来自全县各个乡镇的、一共一百多幅画作。我的画被挂在了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里，题目是《后山的春天》。画上，陡峭的山坡上长满了嫩绿的野草，野菊花开得正旺，山脚下有一条蜿蜒的小路，通向远方。路的尽头，我用金黄色的蜡笔画了一个圆圆的、大大的太阳，它的光芒一直延伸到画面的最边缘。
评审结果公布的那天，我正在后院的土坡上给野菊苗浇水。苏老师气喘吁吁地跑来找我，她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脸上却笑开了花：“穗儿！你得了一等奖！一等奖！”
我以为她在开玩笑，以为又是城里人善意的哄骗。直到苏老师把我拉到领奖台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一个红色的获奖证书和一张三百元的奖金支票递到我手中时，我还是有些晕乎乎的，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台下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我看见张大夫就坐在第三排，他冲我竖起了大拇指；周婶也来了，她激动地抹着眼泪，嘴里不停地说着“好样的，好样的”；在人群的最后面，我看到了我的母亲，她脸色依旧苍白，但眼睛里却闪烁着从未有过的光彩，比窗外照进来的阳光还要明亮。
“穗儿，”苏老师激动地搂着我的肩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