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印是在一个清晨把录取通知书放在林夕面前的。
“明城大学法学院，特招名额。”他语气平淡，仿佛递过来的不是国内顶尖学府的入场券，只是份普通的快递单，“手续都办好了，身份信息用的是‘林夕’，学籍档案是全新的，放心，查不出破绽。”
林夕捏着那张烫金的通知书，指尖微微发颤。明城大学法学院，是严可当年的母校，也是她曾经带实习生时反复提及的“法学界摇篮”。她以为重生后，这辈子都再没机会踏进校园，更别说以这样“空降”的方式，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特招？”她抬头问，“凭什么？”
“凭你帮我规避的那三千万合同风险。”周印靠在门框上，晨光在他轮廓分明的脸上投下浅影，“我让捐赠方给学校捐了栋实验楼，提了个‘资助特殊人才’的附加条件。”
林夕忽然想起那些被她批注得密密麻麻的商业文件——原来每一次不经意的专业输出，都成了周印为她铺路的砖。她低头看着通知书上的“法学系”三个字，严可的记忆突然翻涌上来：当年她在这里通宵啃过的法条，在模拟法庭上赢过的辩论，还有毕业时系主任说的“法律是武器，更是盔甲”。
“去收拾东西吧，下午带你去学校。”周印转身时补充道，“低调点，别让人知道你和我的关系。”
明城大学的梧桐道铺满落叶时，林夕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包，站在了法学院门口。
周围是穿着精致、讨论着出国交换项目的同学，她的普通白T恤和帆布包显得格格不入。报到处的老师接过她的通知书，推了推眼镜：“林夕是吧？特招进来的？之前在哪读书？”
“……乡下的高中。”林夕按周印教的说辞回答，指尖攥紧了包带。
老师没再多问，指了指走廊尽头的阶梯教室：“第一节课是《法理学》，张教授的课，别迟到。”
推开教室门的瞬间，五十多双眼睛齐刷刷看过来。林夕找了个后排的空位坐下，刚放下包，就听见前排传来窃窃私语：“听说了吗？她就是那个‘特殊人才’，不知道走了什么关系……”
她没抬头，只是从包里拿出笔记本——是周印准备的，封皮普通，内页却印着细微的法条索引。这是严可的习惯，总喜欢在空白处记满关联法规，仿佛随时准备迎战一场硬仗。
上课铃响时，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教授走上讲台，正是严可当年的导师张教授。他推了推老花镜，目光扫过全场：“今天我们从‘恶法非法’辩题切入，谁能说说，二战后纽伦堡审判中，法官是如何用自然法理论否定纳粹法律效力的？”
教室里一片沉默。这个问题涉及法哲学与国际法的交叉，对刚入学的新生来说过于生僻。
张教授叹了口气，正要开口，后排突然传来一个清晰的声音：
“因为纳粹法律违背了‘人拥有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这一自然法核心原则。”
林夕站起身，背脊挺直如松，声音不大却带着穿透性的力量——那是严可在法庭上陈述观点时的语调，冷静，精准，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
“1946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明确指出，‘违反国际法的罪行不存在豁免权’，即便行为符合当时的德国国内法，但若违背人类良知与基本正义，仍构成战争罪。”她顿了顿，目光扫过讲台上方的校徽，“这也是我们法学学生第一课就该明白的：法律的终极意义，是守护正义，而非成为施暴者的遮羞布。”
教室里鸦雀无声。张教授愣住了，推眼镜的手停在半空，老花镜后的眼睛里闪过震惊——这段话，几乎和他三年前给严可上第一课时，那个女学生说的一字不差。
“你叫什么名字？”张教授的声音有些发颤。
“林夕。”
“好，林夕同学。”张教授点点头，眼里的惊讶变成了欣赏，“你刚才提到‘人类良知’，那我再问你，当国内法与自然法冲突时，法官该如何选择？”
这是法理学界的终极难题，连很多研究生都答不出来。
林夕却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严可独有的锐利：“法官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法律的执行者。就像1944年德国法官弗里德里希·雅斯贝尔斯所说，‘在罪恶的制度下，沉默就是犯罪’——我们学法律，不是为了成为制度的傀儡，而是要成为那个敢说‘这不对’的人。”
话音落下时，张教授突然鼓起掌来。掌声从讲台蔓延开，前排那些原本窃窃私语的同学，此刻都带着复杂的眼神看向后排这个穿着白T恤的女孩。
林夕坐下时，指尖触到笔记本上自己写的一行小字——是严可的笔迹，也是她此刻的心声：
“不管换多少张脸，这身本事，这颗心，丢不了。”
下课铃响后，张教授特意走到后排：“林夕同学，下课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