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他鬼使神差地，应了一声：“到。”蒋安平愣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把身上的军装脱下来扔在地上，冲我使了个眼色。我走过去，在他耳边说了句“李楠”，身份证塞进他的手里，捡起衣服转身走向报到点。
从此，我是蒋安平。
军营的生活很规律，也很简单。我被分到了炊事班，每天和锅碗瓢盆打交道。班长人很好，教我切菜、炒菜，还告诉我“番茄炒蛋要先炒蛋，盛出来，再炒番茄，加点番茄酱，色泽艳”。我学得很认真，因为食物能给我安全感——至少在这里，我不会饿肚子。
入伍没多久，我收到了一封来信，信封上写着“蒋安平收”，寄信人是“李楠”。我拆开一看，是蒋安平写的，他考上了大学，字里行间全是新鲜：“今天听教授讲刑法，说有人为了几十块偷自行车，法庭上哭着说因为想给孩子买双鞋。”我没有过朋友，不知道聊天该说什么，想了一个星期，才回了信，只写了一句：“我进了炊事班，班长说，番茄炒蛋要先炒蛋，盛出来，再炒番茄，加点番茄酱，色泽艳。”
后来，蒋安平成了律师，他的信里多了些沉重：“上周办离婚案，父母双方都不想要孩子。对了，我做的红烧肉差点意思。”我便在回信里写得更细：“红烧肉出锅前可以试试放几片腌渍陈皮，新兵的家乡做法，能去腻。”
蒋安平的父母也偶尔来信，信封上“蒋安平收”三个字写得端端正正。拆开信，总能看到他母亲的字迹：“冬衣够不够？家里织了新毛衣，你爸最近总看着你的照片发呆。”我从没回过信，只是把这些话拆成碎片，混进给蒋安平的信里——我怕自己的回复露了馅，更怕回应那些细碎的牵挂，会刺破我多年来筑起的盔甲。
我在部队待了九年，从一个新兵变成了老兵，学会了很多东西，也攒了些钱。我想着，退伍后就去找蒋安平，和他好好聊聊这些年的日子。行李箱最底层压着一沓信，全是蒋安平写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