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后山深处，爸爸松开手，把我往地上一推。“你就在这待着，别想着回来。”他说完，转身就走，妈妈跟在他身后，脚步没停，连头都没回。
我趴在地上，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黑暗里，才敢哭出来。山里很静，只有风吹过树林的声音，听得人头皮发麻。这死样的寂静我怕，可突然传来的响动更让我跳脚……我多希望能听见爸妈的呼唤，多希望他俩后悔扔了我，多希望那双粗糙的大手能拎起我后脖梗，带我下山。
我哭哭啼啼地在山里走，喊着“爸”“妈”，直到喉咙嘶哑，发不出声音，也没能换来一声回应。饿了就吃地上的野草野菜，或者摘树上没熟的野果，涩得舌头发麻；困了就靠着树睡，冷风往衣服里钻，冻得浑身发抖。我不知道走了多久，脚上的鞋早就磨破了，脚底全是血泡，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
后来，我终于看见了远处闪烁的灯光，心里一阵狂喜，以为是救星。可走近了才知道，那是别村的一户人家。我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个老太太，她上下打量着我，问我是谁家的孩子。我不敢说自己被扔了，只说迷路了。老太太没让我进去，给了我半个窝头，让我赶紧走。
我又走了很久，遇到过赶路的商贩，也遇到过下地的农民，可没人愿意接纳我这个来路不明的孩子。他们说我太大了，养不熟，还怕是别人家跑出来的“麻烦”。再后来，我流落到县城，被民政局的人送到了福利院。
福利院的日子不好过。我比其他孩子小，长得又瘦，性格还孤僻，总被人欺负。他们抢我的饭，把我的衣服扔到厕所里。我不敢反抗，只能缩在角落里，默默忍受。直到十三岁那年，我实在受不了了，趁晚上没人注意，翻墙跑了出去，开始了流浪生活。
我在街边捡过垃圾，在餐馆里洗过碗，在工地搬过砖，睡过桥洞，也睡过公园的长椅。冬天冷，我就裹着捡来的破棉袄，靠在暖气管道边取暖；夏天热，就躲在树荫下，看着来往的人群，心里空荡荡的。我不敢和人说话，怕被人看穿我的“不一样”，更怕再被抛弃。
十八岁那年，我在火车站附近的广场上晃悠，听说当天有送兵入伍的仪式，人多，说不定能捡到别人掉的钱。现场人声鼎沸，锣鼓声、鞭炮声混在一起，我挤在人群里，注意力却被远处一对争吵的父子吸引了过去。
那个父亲怒目而视，指着男孩的鼻子骂：“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你个孬种，我他妈还不是为了你好！”他的语气、他的神态，像极了当年扔我的父亲，那个说我是“祸害”的人。
男孩红了眼，梗着脖子反驳：“你为了你的面子，你的遗憾，就要牺牲我，我有自己的梦想，凭什么完成你的！”说完，他趁着父母不注意，转身就跑。
没了热闹看，我低下头，盯着地面，继续撒么钱。突然，有人撞了我一下，我踉跄了一下，正要开口，却听到对方“哼”了一声。我俩对视了一眼，我愣了——他的脸，他的体型，他的寸头，和我几乎一样。
就在这时，有人拿着花名册，用喇叭高声喊：“蒋安平！蒋安平到了吗？蒋安平过来报到！”我面前的男孩眼神呆滞，目不转睛地看向拿喇叭的人。看来，他叫蒋安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