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传播火种
敌人发布通缉令，赏格出到一万大洋，要捉拿“过激党”毛泽东。有人发现毛泽东还在长沙街头活动，就劝他赶快离开。然而，以革命事业为重的毛泽东却说：没什么了不起！再说长沙人多，我头上又没有贴“毛泽东”三个字，他们哪能那么容易抓住我！
中共“一大”会场被抄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湖南长沙。
大地燥热，暑气蒸腾。夕阳被浓重的乌云吞没了，天空像被罩上一层打了补丁的灰幕，大地慢慢暗了下来。霎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湘江岸边的小西门码头，车水马龙，人流如织。行人中有一位身着长衫、手拿雨伞的年轻人，在他的身后跟随一位热情纯朴、文质彬彬的中年人。他们行色匆匆，大步流星地登上一艘即将起航的小火轮。
这二人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毛泽东和何叔衡，他们代表长沙小组的六名党员，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
去年八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稍后，毛泽东受陈独秀委托，在长沙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成立了六个共产主义小组，另外在日本、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中也先后成立了这样的组织。此时，全国已有中共党员五十多人。
为组建一个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进行了筹备工作，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给予了具体帮助。前几天，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接到一份通知，要他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由于湖南军阀的残酷统治，反动势力猖獗，毛泽东与何叔衡不得不秘密行动，出发时既没有向亲友告别，也没有让家人送行。据谢觉哉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 OOOOO之招。”这五个圆圈，后来谢觉哉解释是“共产主义者”，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当时怕泄露秘密，只能以圈代意。
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内外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十二位代表，他们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日本代表周佛海。
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因他在广州公务繁忙不能脱身，特指派包惠僧参加。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很遗憾，被誉为中共创始人的“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都没有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是一次年轻人的大会，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四十五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十九岁。十五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二十八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以后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由这样一些年轻人成立起来的。他们或西装革履，或长袍马褂，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
各地代表在开会的前一天全部到达上海，除尚在度蜜月的陈公博夫妇住在大东旅社外，其余代表均下榻于法租界博文女校内。当时正值暑假期间，为便于隐蔽，会议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下了学校临街楼房的二层。
毛泽东住在西头的后面一间，张国焘和包惠僧住在东头的一间。楼下住着一个年过半百的校役，他的任务一是为代表烧水做饭，二是为代表望风把门。
会场设在离学校不远的望志路一○六号（今业兴路七十六号）。这栋中西合璧的石库门建筑，是国民党元老、李汉俊胞兄李书城将军的寓所，人称“李公馆”。楼上是李书城夫妇的寝室和书房，中共“一大”会场就设在楼下十八平方米的客厅里。此时李书城夫妇正在外地度假，一般认为在这里开会是比较安全的。
七月二十三日，夜幕低垂，路灯初上。大街上已车稀人少，偶尔可见一两辆警车在鬼哭狼嚎地来回巡逻。晚饭后，口音不同、服饰各异的与会代表如走亲访友一般陆续走进李公馆。小小的房间，十五个人坐下来显得满满腾腾的。
会场布置得简单明快，但气氛庄重严肃。中间摆放一张长方形餐桌，餐桌上放有花瓶和茶具，餐桌四周放有十二把方凳，靠近东西两墙分别摆放茶几和两把椅子，北墙有门通向后屋，门西侧摆着一张旧写字台，南墙由一排六扇落地窗门组合而成，它通往邻接望志路的前门。各代表席上放着几张油印的文件，没有悬挂旗帜，没有张贴标语，没有政治口号。
晚八时许，一个身穿大褂的瘦弱青年兴奋地站起来，他尽量压低自己的嗓音，用江西萍乡话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始！
这位青年叫张国焘，两年前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参与领导过五四运动，人又比较活跃，善于辞令，与负责大会筹备工作的二李（李达、李汉俊）关系较好，所以大家一致推举他为大会主席。代表们还推举毛泽东、周佛海做记录，李汉俊、刘仁静做翻译。
张国焘首先报告了大会的筹备经过，宣布了大会议程，即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张国焘还宣读了陈独秀的信：“一曰培养党员；二曰民主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发动群众。政权问题，因本党尚未成立，应俟诸将来，而先尽力于政治上之工作……”
张国焘稍作停顿，然后彬彬有礼地提议：“现在，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同志献辞！”
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荷兰人，三十八岁，身材魁梧，生就一双蓝宝石一样的大眼睛，留着毛茸茸的络腮胡子。他原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去年八月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一个月前来到上海。
马林亮起洪钟般的嗓门，讲起话来像撕开一整匹布料没完没了。他一口气讲了三四小时，一直讲到深更子夜。他的一席话，给毛泽东的印象是“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给包惠僧的印象是“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
接着，是来自苏联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兼赤色职工国际使命尼科尔斯基讲话。这位二十三岁工人出身的俄罗斯人，首先对中共“一大”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接着介绍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情况和不久前成立的赤色职工国际的情况。最后他建议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电，报告中共“一大”胜利召开的喜讯。
与此同时，在李公馆外面的马路上，有一个身穿灰布长衫的中年人像猎犬一样来回乱窜，他就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程子卿。据后来有关档案披露，马林的身份早已暴露，他一到上海就被警方作为“赤色分子”予以通缉。当程探长追至望志路与树德里的交岔路口时，发现被跟踪的那个“外国赤色分子”神秘地失踪了。程探长大失所望，无奈地对着各家各户灯光明亮的窗户唉声叹气。
在以后的数日内，考虑到大会的安全，这两位金发碧眼的洋代表就没再参加会议，责成大会主席张国焘去他们的住处汇报当天的会议情况，同时听取他们对会议的指导性意见。
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即向大会报告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毛泽东条理清晰、简明扼要的发言，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度重视和一致好评。当时，长沙小组的工运和宣传工作已小有名气，与其他小组相比，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和整齐的。
会议的前两天，主要是拟定议事日程，听取各地小组工作报告。中间休会两天，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第三、四、五次会议专门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
第五次会议结束后，张国焘照例前往马林的住处汇报关于党纲和决议的讨论情况。当听到党纲中那句“要联合共产国际”时，马林抿嘴蹙眉耸了一下肩膀，毛茸茸的脸上露出吃惊和愤懑的神色。他感到有点不对头了，这不是把上下级关系搞颠倒了吗？于是他坚决要求参加下一次会议，并决定在会上陈述自己的观点。
七月三十日，大会举行第六次会议。晚饭后，李公馆的客厅里聚集了十四个人（一人请病假），马林和尼科尔斯基第二次出现在会场上。按原定议程，在这最后一次会议上先由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对几天来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再通过党纲和决议，选举中央局。
代表们落座后，主持会议的张国焘刚刚作完简短说明，称“国际代表马林同志要向大家作一次重要的讲话”，而马林干咳几声清理一下嗓子正要作长篇大论，这时布门帘被掀开了，一个身着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了进来。
这个破门而入的陌生人就是巡捕房的程探长。这一次他看得清清楚楚了，那个“外国赤色分子”就钻进了树德里。他亦步亦趋地悄悄追到里弄，侧耳细听后，闯进一个有人说话的房间。
真是不幸之万幸，那个跟踪“外国赤色分子”的程探长并不晓得屋里正在召开准备改天换地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否则与会人员将要被一网打尽，中国共产党有可能胎死腹中。
面对这位不速之客，李汉俊马上问：“你找谁？”
“找社联的王主席。” 程探长用诡秘的目光朝大家扫视一遍，一眼发现了那个“外国赤色分子”也坐于其中。
不错，与李公馆隔一幢房子的地方，有一个社联组织，但李汉俊知道这一组织并不设主席，也没有姓王的人。于是说：“这里不是社联，更没有姓王的主席。”
“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程探长一边哈腰致歉，一边匆匆退去。
事情引起代表们的怀疑，富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很机警，预感这是不祥之兆。他问：“这个人你们认识吗？”
大家都说不认识。
马林像弹簧似的从座位上一下子跳起来，以手击桌说：“此人可疑，一定是包打听（密探），我建议立即休会，大家赶快分头离开。”
全体代表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迅速将文件收藏好，然后打开南面的玻璃门，穿过天井从前门撤离。上海的弄堂房屋平时一般都走后门，这次大家从前门鱼贯而出，意味着情况紧急，如同走太平门，毛泽东等人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李汉俊作为房主不宜离开，陈公博自愿留下作陪。他们把所有的文件和写有文字的纸张烧掉以后，陈公博点起一支烟，两人便一同上楼休息。
果然不出所料，陈公博的那支烟还未吸完，楼下就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原来法租界巡捕房开过来两辆警车，九名巡捕强盗一般破门而入，并气势汹汹地命令李汉俊、陈公博坐在一边，不许走动，不许说话，甚至不许喝茶。
他们翻箱倒柜地严密搜查，一个巡捕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介绍社会主义的书，便如获至宝地夹在胳肢窝里。在楼下的客厅里，一个巡捕拉开写字台的抽屉，发现里面有几张稿纸，拿出来翻看一下，又不耐烦地放了回去。
这太危险了！由于疏忽大意，匆忙离开的代表忘记了检查抽屉，那几张稿纸原来是一份党纲草案，幸亏涂改得很乱，字迹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才未引起他们的注意。
搜查之后，总巡开始讯问：“你们谁是房东？”
“我是。”李汉俊懂法语，他点头哈腰地用法语作答。
“你们刚才在开什么会？”
“没有开会，是北京大学的几位学生在这里聊天，商讨编辑《新时代丛刊》的问题。”
“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身份？来这里干什么？”总巡以为抓住了把柄。
“他们是英国人，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来上海交流学术问题。”李汉俊不慌不忙地应付着。
“你是日本人吧？”一个巡捕指着陈公博问，因陈公博广东口音的国语听起来和外国人讲话是一个味儿。
“我是广东人。”陈公博南腔北调地回答着。
“来上海干什么？”
“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这次暑假，是来上海旅游的。”
“住在什么地方？”
“就住在这里。”陈公博不想告诉他住在大东旅社，以免节外生枝。
总巡转过身来指着书架问李汉俊：“家里为何藏这么多书？”
“我是学校的教员，这些书是供教学参考和研究使用的。”
“为什么有介绍社会主义的书籍？”
“本人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什么书都要看看。”
后来总巡得知这里是国民党元老李书城将军的寓所，又未发现枪支弹药，态度有所转变，气氛开始缓和。
最后，总巡用法语教训了一顿李汉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可能有某种政治企图，不过我要忠告你们，现时中国的教育尚未普及，什么都谈不上，希望你们要安守本分，集中精力办好教育，不要参与政治活动。”
法国巡捕没有抓到“违法”的证据，也没有从李汉俊和陈公博嘴里得到什么东西，他们一无所获，只好顺坡下驴怏怏而去。但他们对“外国赤色分子”曾经到过这里仍放心不下，于是在四周布置了很多密探。
毛泽东从会场撤离以后，在大街上兜了几个圈子，钻了几个里弄，七弯八拐甩掉他身后可疑的人，来到环龙路萧子升的住处。
萧子升又名萧旭东，是毛泽东的同学和密友，他们曾一起游学当过“乞丐”，露宿野地时还差一点被毒蛇咬着。三年前新民学会在湖南成立，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萧子升听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认为这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便从长沙赶到上海陪伴毛泽东。
毛泽东拉着萧子升的手急促地说：“刚才会场出事了，闯进来一个密探。代表们已分散各处，只能保持间接的联系。现在会场可能已被巡捕包围，我住的地方也不一定安全，你以后不要再到那里找我，有事我会通知你的。”说完就匆匆分手了。
毛泽东以为密探会顺藤摸瓜地追到博文女校，因而未敢马上回住处休息。他围着学校转了几圈，一直等到东方欲晓，觉得周围确实没有异常情况，这才壮起胆子溜进了校门。
其实，在博文女校外边黑乎乎的树荫下，就隐藏着一胖一瘦两个密探，大胖子像死猪一般昏昏大睡，小瘦子不时用蒲扇扇风驱蚊。
“别打瞌睡了，放跑了过激党，咱们都没有好果子吃。”年岁大一点的小瘦子捅醒了正在打鼾的大胖子。
“别吓唬人啦！学校早就放假了，学生都回家了，哪会有什么过激党。”大胖子眯缝着小眼，懒洋洋地说。
“学校里住着北大旅行团，你不知道，北大的学生最爱闹事，刚才搜查李公馆时，听说那里就有北大的人。”
“灯亮了，灯亮了！楼上有人回来了。”大胖子用手指着二楼突然亮起的窗户，犹如看到银幕上惊险的镜头，顿时来了精神。
“我们得赶快报告去，别让他们溜掉了。”小瘦子站起来，拉着大胖子一块儿向巡捕房跑去。
毛泽东走进博文女校，开门的声音惊醒了正在睡觉的周佛海。
“这里没发生什么事吧？”毛泽东轻声问。
周佛海被这没头没脑地问话搞得莫名其妙，因他闹肚子没有参加当天的会议，不知道会场被抄的事。后经毛泽东解释，又看到屋里的铺位全都空着，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同时又觉得会议如不能继续进行，功亏一篑，实在可惜。于是，他和毛泽东一起来到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与借宿那里的李达夫妇商讨下一步的会议安排。后经原籍嘉兴的王会悟提议，决定转移会场，以观光旅游的方式去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八月二日上午，代表们分头乘坐早班火车前往著名风景区嘉兴。毛泽东与萧子升同行。李汉俊因其寓所受到密探监视，不便出门。陈公博因三十日晚上接连两次受到惊吓，心有余悸，未敢再到嘉兴开会。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是外国人，怕引人注目也没有随团去嘉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