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敌通缉
毛泽东出席中共“一大”之后，便风尘仆仆地赶回长沙。长沙是“中国四大火炉”之一，在夏天，地面如同一个烙饼的鏊子，被烈日晒得滚热发烫。为了防暑降温，毛泽东常与同学、朋友到湘江游泳。游累了，就坐在江心岛上休息，思考或探讨一些问题。
一天，毛泽东独自一人来到江中的长岛橘子洲头，坐在浓密的树阴下看书。由于天气炎热，来此游泳纳凉的人很多。他全然没有理会，手里捧着书本，脑子里却在思考着如何尽快开展党的建设问题。
如果有一个合法的社会机构来掩护革命活动，同时又可以利用这个机构来发展党员，向进步青年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就好了。这该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机构呢？
“走，找何胡子商量去！”
“何胡子”就是和毛泽东一起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何叔衡，早年曾担任文学史教师，后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主编《湖南通俗报》，五月份刚被反动军阀、湖南省长赵恒惕解职。宽肩矮个的何叔衡因长着络腮胡子，毛泽东平时管他叫“何胡子”。
何叔衡看到匆匆而来的毛泽东，忙迎上前去问：“润之，你这样急火狼烟地跑来，有什么好事啊？”
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我们要办的合法机构我想好了，现在发展的党员都是一些精力充沛、思想活跃的教育界人士，您看办一所自修大学如何？”
创办自修大学，这可是毛泽东久蓄于心的愿望。读湖南第一师范时，他就对束缚学生意志的旧式学校感到厌倦，先生讲学生听，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对开发智力是十分不利的。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自修自学便成为研究学问的最佳方法。
去年三月，毛泽东在写给他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的信中曾正式提出要在长沙“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并随即着手筹备。
何叔衡年长毛泽东十七岁，二人是亲密的忘年交。新民学会解散前，两人同是会员，而且观点一致。何叔衡佩服毛泽东，曾向另一位会员谢觉哉说过毛润之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现在听说他要创办自修大学，觉得这个主意可行，便问：“校址考虑好了没有？”
“考虑好了。贺民范不是船山学社的社长吗？我看就借用一下他们的房子。”
“你的主意不错，那我们分一下工，找几个人分头行动，抓紧把它办起来。”何叔衡觉得这事能成。
船山学社创建于辛亥革命之后，在赵恒惕当政时期，每月拨给经费四百元。湖南一些研究王船山（王夫之）学说的文人墨客，在船山学社每隔两周讲学一次。那时毛泽东正在第一师范读书，因老师杨昌济极为推崇王船山“知而行之”的主张，他对船山学说也甚感兴趣，常与同学一起到学社听课，渐渐地与学社管事的几位老先生混熟了。
何叔衡是船山学社社员，与社长贺民范是要好朋友。经何叔衡出面交涉，取得社长同意，毛泽东就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于八月十六日开办了湖南自修大学。经研究，大家一致推举贺民范为自修大学校长（次年四月毛泽东继任），毛泽东为教务长。陈佑魁、夏明翰等为教员。教员中，很多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在湖南自修大学开学的当天，《大公报》刊登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这个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组织大纲，字里行间蕴含着现代教育崭新的思想。大纲开宗明义：
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由湖南船山学社创设，定名“湖南自修大学”。因而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资格；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教师负责出题目，订正笔记，修改作文等责任。学生不交学费，寄宿者只交膳费。
除住校学生因房屋紧张须稍加限制外，校外青年凡有志学习者均可入学。学生可以到学校里研究，也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店铺里、团体里和政府机关里研究。这样，不但力避了旧式书院和官办大学的种种弊端，而且还开创了我国函授教育的先河。
在毛泽东的不懈努力下，湖南自修大学声名远播。因在北京大学采取兼容并蓄的开放式教学而在“五·四”时期声誉鹊起的大教育家蔡元培，曾在上海《新教育》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的文章，赞扬自修大学是“合吾国书院和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可以为各省的模范。”社会名流李石曾等人也给予极高评价，称颂该校开创了“新教育制度之纪元”，是“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导”。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即一九二二年五月底，全国第一个共产党支部——中共湖南支部——在长沙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省委——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也在长沙成立了。作为区委书记毛泽东对区委机关设在什么地方，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思考。
住在自修大学里的毛泽东与何叔衡，为了寻找一个僻静之地来研究开展党的活动问题，常常借着晚饭后散步之便，走出小吴门，来到长沙城外的清水塘。他们边走边谈，商量怎样在学生中间进行革命宣传活动。有时他们迎着初升的月亮，走进树林深处，直到初更时分才回去休息。
“清水塘是块风水宝地啊!”毛泽东看着水塘里月亮的倒影对何叔衡说。
“中共湘区委员会不宜设在自修大学，也不宜设在一师附小。我觉得清水塘是一个理想之地，不知你以为如何？”何叔衡若有所思地说。
“我同意你的意见，那就设在清水塘吧！这里距自修大学不远，又鲜为人知。”
“可以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名义在这里租几间平房。”
“好，就用我毛石三的名义吧，我是一师附小的校长嘛！”
“教职员工的宿舍很紧张，不行在这里多租几间房子。”
“开慧早就想把她母亲从城里接过来，可就是没有地方住。这回好了，这才像一个家，她们来了，既可以掩护工作，又可以照料我的生活……”
毛泽东肩负着历史的重托，一方面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举行罢工，发展党团组织；另一方面深深感到工人运动需要骨干去组织联络，工人积极分子需要理论来武装，工人群众在斗争实践中也有要求学习的愿望。于是，在当年九月利用自修大学多余的房舍又开办了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毛泽东任补习学校指导主任。
与自修大学迥然不同的是，补习学校开学的当天，报名者就多达一百二十余人。学校开设的国文、英语、数学、地理、历史等五门课，和当时一般中学的课程差不多，但内容却大不相同，主要讲授革命理论。语文的教材，都是宣传革命斗争的文章。课外时间，还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举行时事报告会，以启迪学生的爱国思想。
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是毛泽东从事的一系列活动中最引以为豪的举动，因此它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毛泽东与何叔衡一直住在自修大学，主持校务。为了加强自修大学的师资力量，毛泽东还致信中共中央局成员、宣传主任李达，请他来长沙任自修大学校长。
在自修大学里，师生关系和谐融洽，新思想再也不会胎死腹中。毛泽东既是先生，也是学生。年轻的老师与更为年轻的学生探讨着个人、祖国的前途与命运，交流着思想、心得、学识、情感。他们冬夜围炉辩论，盛夏月下畅谈，在没有星星也无月光的夜晚，这里更有助于他们沉思远想。
学校安排的课程很少，毛泽东经常勉励学生刻苦钻研。毛泽东认为，了解中国的过去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因此中国历史是自修大学的主要课程，他还亲自给学生讲授中国古代史。
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了《新时代》月刊。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毛泽东写的《外力、军阀与革命》，其它有《何谓帝国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哥达纲领批判》的译文等。
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苦心经营下，湖南自修大学及其补习学校已初具规模，形成了“自己看书、自己思考”，“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和教师辅导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建立了一整套崭新的招生、教学和考核等制度。学生已多达二百余人，均来自于湖南和外省三十几个县。
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也可以说是最初级的“党校”。因此，补习学校招来的学员大都是进步的知识青年和青年工人中的先进分子。他们经过学习，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和政治基础，成为一支共产党坚强有力的后备军。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先后都由教员介绍入团、入党，有不少同志后来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曾在学校工作和学习过的毛泽民、夏明翰、柳直荀、罗学瓒、毛泽覃等同志，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中国革命的骨干分子。
湖南自修大学的创立，受到了进步人士的高度赞誉，但在当时沉闷死寂的政治空气中，真心支持这个学校的教育界人士并不多，而批评、谩骂这个学校的顽固派却遍及于省内外。湖南的一些守旧分子就议论纷纷，视其为怪物，认为“自修大学是不伦不类、无根无叶的东西”，并企图唆使湖南省政府停止供给船山学社的活动经费。
反动军阀赵恒惕更是痛恨不已，认为自修大学是专门和他作对的不法组织，想方设法加以摧残。当他看到自修大学的刊物《新时代》时，便气急败坏地说这是宣传异端邪说，要求立即取缔、查封。他下令在长沙街头张贴布告，悬赏三千大洋，缉拿创办自修大学的“过激派”毛泽东，发誓要杀一儆百。
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大地一片朦胧。清水塘二十二号平房里亮起了微弱的灯光，负责湘区党委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的杨开慧警惕地看了一眼窗外，然后解开放在桌上的布包，从一沓折叠整齐的衣服中间取出文件，迅速登记好，又把文件和登记簿放入枕头箱内。此时，杨开慧突然想起一件事，于是对毛泽东说：“润之，自修大学的经费，学联同意解决一部分。”
毛泽东停下笔，抬起头来惊讶地问：“你去学联了？”
杨开慧点点头：“我是学联的干事嘛！我在学联会上提出，学联要救亡图存，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必须首先着重培养青年骨干，自修大学正是培养青年骨干的最好学校。因此，五四时期各界所捐的钱，应该拿出一部分来支援自修大学。经过他们讨论，我的意见被采纳了。”
毛泽东凝视着自己再也熟悉不过的妻子：“自修大学设在船山学社，更有其特殊的象征意义，那就是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实践。”
“我明白。”杨开慧点点头。
“霞，辛苦你了。”
杨开慧摇摇头，柔声细语地笑着说：“没什么，我是党员，而且，又是你的妻子……”
突然响起一阵急促地敲门声，毛泽东开门一看，原来是一位在省政府供职的同志。只见他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说：“赵恒惕派兵抓你来了，那些家伙快到村口了，你得赶快躲一躲！”
杨开慧紧张起来，身上顿时沁出一层灼热的汗珠。她赶快把门插上、顶好，好像这样就能万无一失地把敌人挡在外面。毛泽东动作敏捷，迅速把文件藏入阁楼上的墙洞里。此时，杨开慧已为丈夫准备好了行李，并把手提箱递给他。
“快走，从后门走！敌人敲门了。”杨开慧一边说，一边使足力气把丈夫推出后门。
就这样，毛泽东告别了妻子杨开慧和刚满半岁的儿子毛岸英，披着漆黑的夜色，穿过后院的菜地，钻进了黑糊糊的山林。
赵恒惕没有抓住毛泽东，恼羞成怒，当即四处发出“通缉令”，悬赏捉拿最危险的“过激分子”毛泽东，赏格出到一万大洋。一时间，毛泽东的处境相当危险。
在白色恐怖下，气度不凡的毛泽东并没有立即离开他的革命阵地，仍在从容地布置长沙党的工作。一天上午，新民学会会员邹某在街上碰到毛泽东，不禁大吃一惊。他把毛泽东拉到一个僻静的小巷：“润之，你看到布告了吗？赵恒惕在通缉你呢，你还不赶快离开这儿？”
“我早就知道了，没什么了不起！再说，长沙人多，我头上又没贴‘毛泽东’三个字，他们哪能那么容易抓住我！”
邹某闻言，为毛泽东的胆略钦佩不已。
越是危险的时刻，越要沉着镇定，这是毛泽东早年养成的习惯。他向郭亮、夏曦等几位同志布置了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的全面工作，在“通缉令”下了半个月之后，才化装离开长沙，前往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