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把钥匙离开我的钥匙串时，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几乎听不见的咔哒声。行政部的小张站在我面前，年轻的脸上挂着刻意的、训练有素的遗憾表情。
“杨总，这是您办公室的新锁钥匙，领导说...”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用词，“按照新规定，南向办公室需要调整给业务部门使用。”
我点点头，没说什么。那把黄铜钥匙在我掌心停留了片刻，还带着我体温的余热。
三十二年来，我收集了无数把钥匙——档案柜的、会议室的、项目资料室的，甚至老办公楼顶楼那间很少有人知道的储藏室的。
一把接一把，它们曾代表着我在这个庞大机构中的位置和权限。
现在，最后一把也交出去了。
我的手指无意识地在钥匙齿痕上摩挲了几下，然后把它轻轻放在小张早已摊开的掌心上。他的手掌很软，一看就是没干过重活的年轻人的手。
“需要帮您搬东西吗？”小张问道，语气里的如释重负几乎掩饰不住。
“不必了，没什么东西。”我说。
确实没什么。一个用了八年的紫砂茶杯，杯身已被茶渍染成深褐色，那是老部下小王去宜兴出差时特地带来的礼物；
几本行业年鉴，里面收录了我主导的项目案例；
一盆发财树，是我刚当上副总时妻子送的，说是有好兆头。
还有那些藏在抽屉深处的记忆——一张已经发黄的集体合照，那时我刚被提拔为部门副主任，站在最边上，笑容腼腆而充满期待；
几支刻着我名字和职务的纪念笔，是某个重要项目竣工后发放的；
一板几乎没怎么吃过的胃药，是妻子塞进我公文包里的，有效期到去年六月。
清理抽屉时，我发现了一枚锈迹斑斑的回形针，它扭曲成一个奇怪的形状。
我盯着它看了好久，终于想起那是多年前某个无聊会议上的作品。那时我习惯在听汇报时手里摆弄点什么，否则就会走神。
这个习惯保持了二十年，直到某天我发现年轻下属们都在用笔记本电脑记录会议纪要，才强迫自己改掉了这个“不专业”的小动作。
我把这些东西收进一个纸箱，抱起那盆跟我时间最长的发财树。它的叶片依然油亮，八年来从一株小苗长成了近半人高的盆栽，比我任何一项工作成就都要持久可见。
树木比人的记忆更长久，它们不会因为职位变动而改变生长节奏。
经过走廊时，几个年轻员工匆匆走过，点头叫了声“杨总”，眼睛却迅速避开我手中的纸箱和植物。
在这种单位，人们读得懂各种信号，一场办公室搬迁比一纸红头文件更能说明问题。
我注意到其中一人手里拿着崭新的文件夹，上面印着“城东新区开发项目”，那是我离职前最后推进的大工程，如今已换了负责人。
走廊墙上的荣誉榜已经更新，最新一期的“优秀员工”照片笑得灿烂，都是我不太熟悉的面孔。我的照片曾经在那里挂了整整五年，现在想来，就像是上辈子的事情。
我的新工位在开放式办公区的中间，夹在两个年轻员工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