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城的秋总来得猝不及防。
九月初的风裹着银杏叶的碎金，刮在脸上却带着刺骨的凉。
就像哥哥陆于从前总说的，“北城的美好都裹着层冰，得捂热了才看得见”。
可现在，我站在他公寓楼下的银杏树下，满眼的金黄只让我想起警察描述的画面。
浴室里那摊漫过浴缸边缘的血，红得像烧融的铁，烫得我指尖发颤。
“姑娘，要不要买个烤红薯？暖手。”卖红薯的大爷推着铁皮车经过，炉子里的甜香飘过来，勾得我喉头发紧。
去年中秋，我和哥哥在榕城的老街上也买过这样的红薯，他把热乎的红薯掰成两半，自己咬着边角的焦皮，把中间最甜的芯儿塞给我：“我们小希爱吃甜的，这个给你。”
我摇摇头，攥紧了口袋里那张皱巴巴的机票。
机票上的“榕城—北城”还印着墨痕，是我接到警察电话时，手抖着订的最早一班。
他们说陆于在浴室割腕自杀，留了封遗书，说是抑郁症缠身，无力承受。
可笑。
我的哥哥陆于，是那个会因为路边流浪猫淋雨，蹲在雨里撑半小时伞的人。是那个在我高考失利哭到眼睛肿，连夜画了张“小希超厉害”的漫画贴在我书桌前的人。是那个进了演艺圈，被投资方要求陪酒，宁愿推掉角色也要说“演员靠的是戏，不是酒”的人。
这样的人，怎么会抑郁？怎么会自杀？
1.
公寓楼下的警戒线拉得刺眼，两个穿制服的警察背着手站在门口，皮鞋擦得锃亮，倒映着银杏叶的影子。
我走过去，声音还带着没压下去的颤：“您好，我是陆于的妹妹，陆希。”
年长的警察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几分同情：“姑娘，现场还在封锁期，法医刚把遗体运去殡仪馆，明天才能安排见最后一面。”
“为什么不能现在见？”我的声音拔高了些，“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我连他最后待过的地方都不能看吗？”
年轻的警察别开脸，不敢看我的眼睛：“程序就是这样，而且……里面不太好，你看了会害怕。”
“我不怕。”我盯着他的侧脸，“他是我哥，我怎么会怕他？”
两人交换了个眼神，年长的叹了口气：“这样吧，你先去附近找个酒店住下，明天我们联系你。你现在情绪太激动，进去了也容易出事。”
我知道再争也没用。
北城不是榕城，没有我熟悉的老街和邻居，这里的规则像冰冷的水泥地，硌得人疼。
我退到街对面的公交站，望着7楼那个亮着灯的窗户。
那是哥哥的公寓，他之前视频时指给我看过，说“小希你看，晚上能看到远处的电视塔，亮起来像棵圣诞树”。
就在这时，一个黑色的身影从楼道口闪了出来。
那人穿着长风衣，领口立得很高，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脚步匆匆，像是在躲什么。
可他抬手拉口罩的瞬间，我还是认出来了。
是范哲，哥哥的经纪人，也是他常挂在嘴边的“哲哥”。
去年我去北城看陆于，范哲请我们吃火锅，还笑着说“陆于这小子，脾气轴，也就小希你能管得住他”。
那时候的他，眼睛里没有现在的慌乱，只有客套的温和。
“范哲哥！”我喊出声，拔腿就追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