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那天，据说是个阴天。
母亲后来说，那天毫无征兆，羊水破了的时候，她正在厂里给皮鞋刷胶。工友们手忙脚乱把她送进医院，我在三小时后降生，哭得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
“哭得那么响，将来肯定有出息。”接生的护士这样安慰道。
母亲只是疲惫地笑笑。她知道，这只是客套话。在这个每年有几十万新生儿出生的城市里，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
父亲在我三岁那年下了岗，开始酗酒。母亲所在的皮鞋厂效益也每况愈下，家里的餐桌上，肉眼可见地变得寡淡。五岁那年，母亲给我买了人生中第一个书包，红色的，上面印着奥特曼。
“上学要认真听讲，将来考大学，找个好工作。”母亲边说边帮我整理衣领。
我似懂非懂地点头，注意力全在窗外那群踢球的男孩身上。
小学六年，我像个透明的影子。成绩不好不坏，上课不吵不闹，老师期末评语永远是“遵守纪律，团结同学，望更加努力”。没人注意到，我其实每天都在努力——努力不让自己显得太突兀，努力融入那群我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的同学们。
初中时，班级里流行看漫画。我也跟着买了几本，藏在课本下面偷偷看。直到有一天，班主任突然袭击检查，我的《七龙珠》被没收了。
“林凡，放学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忐忑不安地站在办公室门口，想象着各种可怕的后果。班主任拿出那本皱巴巴的漫画，出乎意料地没有批评我。
“画得不错，”他说，“你喜欢画画吗？”
我愣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人问我“喜欢”什么。
班主任让我参加了学校的美术兴趣小组。在那里，我认识了同样沉默寡言的赵老师。他年近五十，头发花白，总是一个人躲在画室里画画。
“画画就是观察，”赵老师对我说，“观察那些别人忽略的东西。”
他教我如何调配颜色，如何构图，如何用画笔捕捉光影。在那间充满松节油气味的画室里，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有了些许意义。
高中分科时，我想选美术。
“画画能当饭吃吗？”父亲把酒杯重重砸在桌上，“读理科，将来好找工作。”
母亲沉默地收拾着碗筷，不敢看我的眼睛。
于是我成了理科班的一员，每天与公式定理为伴。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刚好达到二本线。填报志愿时，父亲说：“计算机热门，就报这个。”
我就这样成了一名计算机专业的学生。
大学四年，我像大多数人一样，上课、吃饭、打游戏、睡觉。偶尔我会想起赵老师和那间画室，但很快就会被C语言和数据结构淹没。大四那年，同学们纷纷出去实习，我通过学长介绍，进了一家创业公司做前端开发。
老板是个激情四射的年轻人，总是在开会时讲述他的宏伟蓝图。“我们要改变世界！”他挥舞着手臂，眼睛闪闪发光。
我每天的工作是把设计图变成代码。按钮大一点，颜色亮一点，动画流畅一点。改变世界的方式，原来如此具体而微。
毕业后，我顺理成章地留在了那家公司，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前端工程师。工资不高，但足够我在这个城市租一个小单间，每天吃外卖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