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开始频繁打电话来。
“同事的女儿考上了公务员，工作稳定。” “楼下王阿姨的儿子结婚了，媳妇是老师。” “你表弟下个月要孩子了，你要不要回来吃酒？”
我嗯嗯啊啊地应付着，眼睛盯着屏幕上闪烁的光标。
二十五岁生日那天，我独自在家煮了碗泡面加蛋。手机响了几声，是银行和运营商发来的祝福短信。我忽然想起，已经很久没有人问过我“喜欢”什么了。
第二天上班，老板宣布公司拿到了新一轮融资。“我们要扩张团队！每个人都要加倍努力！”同事们兴奋地鼓掌，我跟着拍了几下手。
那天下班后，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鬼使神差地走进了一家美术用品店。颜料和画布的气味让我恍惚回到了中学时代的画室。我买了一套最便宜的水彩和纸，带回出租屋。
当晚，我画了记忆中的那间画室。赵老师的背影，画架上的半成品，散落的调色板。画得生疏而笨拙，但当我放下笔时，发现已经凌晨三点。
我把画塞进抽屉最底层，像藏起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
日子一天天过去。公司规模扩大了，我的工资也涨了一些。我搬出了单间，租了一室一厅。母亲开始张罗着给我介绍对象。
“李阿姨的侄女也在上海工作，学历相当，人很文静。” “见一面吧，不成也没关系。”
我推脱了几次，最终还是答应了见面。女孩叫小雯，确实很文静。我们吃了顿饭，聊了些不痛不痒的话题。结束后我给她发了“很高兴认识你”的消息，她回了个笑脸。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样的事情重复了几次后，母亲终于忍不住问：“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和这些女孩在一起时，我和在公司写代码时没什么两样——都是在扮演一个叫“林凡”的角色，按部就班地说着该说的话，做着该做的事。
二十七岁那年，公司被一家大企业收购。老板套现离场，员工们或留或走。我选择留下，成了大厂里的一颗螺丝钉。工位更大了，显示器从一块变成三块，工资涨了百分之三十。父亲终于不再抱怨我“没出息”，转而开始关心我什么时候能买房。
“房价一直在涨，现在不买，以后更买不起。”
我看着银行卡里的余额，距离首付还差很大一截。父母表示可以拿出他们的积蓄“支持”我，但我拒绝了。那笔钱是他们存了大半辈子的养老钱。
二十八岁生日那天，我收到了赵老师去世的消息。是中学同学发来的链接，讣告贴在母校网站上。赵老师因肺癌去世，享年六十三岁。追悼会定在周六下午。
我请了假，坐高铁回了老家。小城变化很大，许多老建筑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和商场。追悼会上人不多，大多是学校的老教师。赵老师的遗像挂在中央，还是那副温和的表情。
轮到我鞠躬时，我突然想起那个下午，他指着我的画说：“这里的阴影处理得很好，你观察得很仔细。”
那是我人生中少有的被肯定的时刻。
仪式结束后，师母叫住了我。“你是林凡吧？老赵以前常提起你，说你有天赋。”她递给我一个纸盒，“这是他生前用的画具，他交代过，如果你来了，就交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