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机来得毫无征兆，甚至一开始，林晚都没意识到那是转机。
那天，村里的大喇叭忽然响了，通知说县里有律师下来搞什么“普法宣传”、“法律援助”，就在村大队部，谁家有纠纷困难的可以去问问。
婆婆啐了一口：“闲得蛋疼！ lawyer就是挑事的棍子！”
孙旺财咧嘴笑：“援助？援助个屁！谁家婆娘不听话，打一顿就老实了，要啥律师？”
他们骂骂咧咧，当个笑话听。
但林晚心里那潭死水，却被砸进了一颗小石子。
律师？
法律？
那几个被她埋进土里、几乎快要遗忘的字眼，忽然又挣扎着浮了上来，带着一种微弱到几乎错觉的悸动。
她能去吗？她去说什么？说她的男人天天打她？说她的婆婆虐待她？他们会管吗？村里男人打老婆，不是天经地义的吗？王法……真的能管到炕头上的事？
巨大的恐惧立刻攫住了她。被孙旺财知道她去找律师，他会活活打死她的。被婆婆知道，她肯定会用最恶毒的话骂遍她全家。
可是……万一呢？
万一呢？！
那个“万一”，像黑暗里陡然划亮的一根火柴，光那么微弱，却烫得她心口发疼。
林晚一整天都魂不守舍。挑水时差点绊倒，喂猪时食瓢拿反了。婆婆骂她“丢了魂似的”，林晚唯唯诺诺地应着，手心里全是冷汗。
机会在下午来了。婆婆被邻村叫去吃席，孙旺财和他爹去镇上赶集，说是晚上才回来。家里只剩下她和那个耳朵有点背的爷爷。
林晚的心跳得像擂鼓。
去，还是不去？
去了，可能被抓回来打死。
不去，就在这暗无天日的折磨里烂掉，直到某一天被打死，或者累死、病死。
横竖都是死。
林晚回到那间阴冷的屋子，手指颤抖着，从贴身的衣袋最深处，摸出了那截铅笔头。它那么短，那么小，被她藏得几乎快要融化在体温里。她找了半天，找到一张包过东西的、皱巴巴的破报纸边角。
她能写什么？她的名字？她的遭遇？怎么写？写给谁看？
她握着铅笔头的手指僵硬得不听使唤。那些她曾经熟悉无比的方块字，此刻变得如此陌生。她歪歪扭扭地，在纸片上划下：
“救命的：孙旺财天田打我。婆婆孽待。要死了。”
错别字连篇。像个小孩子可笑的涂鸦。
但这几乎耗尽了她全部的勇气和力气。她把那张小纸片紧紧攥在手心，硌得生疼。
她溜出院子，爷爷在打盹，没察觉。一路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脚步虚浮地赶往村大队部。每走一步，都觉得背后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她，孙旺财可能就从哪个角落里跳出来。
大队部里确实有几个人。桌后坐着两个穿着白衬衫、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人，一男一女。旁边围着几个看热闹的村民，嘻嘻哈哈的。
林晚缩在人群最后面，不敢上前。手指把那张纸片都快揉烂了。
她看到邻村那个总是被男人打的李婶，鼓起勇气上前，还没说两句，就被她急匆匆赶来的男人拽着头发拖走了，一边拖一边骂：“丢人现眼的玩意儿！家里事也拿出来说！看老子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