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晚接到医院电话时，刚把精心准备的晚餐摆上桌，中间放着一个小小的纪念日蛋糕，奶油上写着“To My 衍之”。电话那头冷静而急促的声音让她瞬间如坠冰窟，手指一松，手机砸在地板上，屏幕碎裂开来。
她几乎是魂飞魄散地冲到医院，看到的是重症监护室里浑身插满管子、昏迷不醒的丈夫。他的脸色苍白如纸，安静得可怕，只有旁边仪器上跳跃的曲线证明他还活着。医生给出的诊断是严重的颅脑损伤，伴有颅内出血和脑水肿。“手术很成功，保住了性命，”医生语气沉重，“但能否醒来，醒来后会有怎样的后遗症，都是未知数。”
苏晚辞掉了刚刚步入正轨的设计师工作，寸步不离地守在病床前。她每天跟他说话，给他读财经新闻——虽然他可能觉得无聊；播放他喜欢的古典乐——虽然他总抱怨听不懂；按摩他的四肢，防止肌肉萎缩。她相信他能听见，她相信她的衍之绝不会丢下她一个人。
奇迹发生在三个月后。在一个阳光很好的早晨，顾衍之的眼睫颤动了几下，缓缓睁开了眼睛。
苏晚喜极而泣，几乎要跪下来感谢上天。然而，最初的狂喜很快被冰冷的现实浇灭。他确实醒了，但他的记忆出现了巨大的、令人绝望的空白。他记得自己是顾衍之，记得顾氏集团，记得已故的父母，记得所有商业上的知识和技能，甚至记得身边的特助和陈叔。
唯独忘记了苏晚。
忘记了他深爱着的、结婚两年的妻子。他看着她的眼神，像看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甚至带着一丝警惕和困惑。
医生诊断为“选择性失忆”，很可能与车祸时脑部受到的特定撞击位置以及心理上的巨大创伤应激有关。专家推测，正因为苏晚是他生命中最重要、情感联结最深厚的人，在遭受濒死创伤时，大脑出于极端的自我保护机制，选择性地屏蔽了关于最挚爱之人的记忆，以缓冲巨大的心理冲击。
经过一段时间的复健，顾衍之的身体机能基本恢复，可以出院回家。苏晚抱着巨大的希望，以为回到熟悉的环境，朝夕相处，总有办法帮他一点点找回记忆。
然而，就在她稍微松一口气时，另一个更诡异、更令人绝望的状况出现了。
出院后的第一个周一清晨，她像往常一样端着温水走进卧室，却对上了一双完全陌生、冰冷而警惕的眼睛。
“你是谁？为什么在这里？”他语气冷硬，带着上位者不容侵犯的威严，下意识地拉高了被子，仿佛她的闯入是一种冒犯。
苏晚如遭雷击，手中的水杯差点滑落。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试图解释，拿出结婚证，翻出手机里无数张合影，讲述他们的相遇、相爱和婚姻。他冷静地听着，审视着那些“证据”，眼神里只有理智的分析、淡淡的困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烦躁，没有丝毫的情感波动。
最终，他基于强大的逻辑能力和那些无法否认的“证据”，接受了“她是他法律上的妻子”这个事实。但也仅此而已。他对待她，像对待一个突然出现的、需要妥善安置的“责任”，客气、疏离，带着清晰的界限感。他甚至开始冷静地安排“婚后”的生活细节，划分界限，如同处理一项棘手的并购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