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一间自建房，村里人盖的，楼上楼下住满了人。楼道狭窄，一到晚上，总有人打麻将，还有人吵架，也有人低声唱歌。冬天墙壁冷得出水，夏天则闷得透不过气。
我们住在三楼靠西的一间房里，大约有十五平。一个卧室，一个卫生间，还有一个小阳台。阳台上有一盆死了的绿萝，盆底裂了一道缝。裂缝像是某个季节留下的伤口，久了就成了纹路，谁也不再理会。
阳光好的时候，梁文静会在阳台晾衣服，也会坐在塑料小凳子上抽烟。烟雾绕着她的额角打转，最后落进盆里的白衬衫上。她说抽烟不好，但她也说，有时候她喜欢“没味道的生活里有点味儿”。
她是个干净的人，皮肤白，眼睛亮，穿高跟鞋走进城里的写字楼，看上去像是这城里生出来的姑娘。其实她不是。她从一个南方的小城来，父母做点生意，家里算得上富裕。
阳台外面是一堵灰墙，粗糙，有水迹，有踢过的泥脚印。墙上贴满了小广告：性病、脚气、搬家、开锁。五颜六色的小广告，印着不同的号码，也像印着不同人的困顿生活。风吹过来带着锅贴和汗的味道，偶尔也有一两声咳嗽，从对面楼道里传出来，像是城市自己也咳着咳着快断了气。
我叫卫东，是一名互联网大厂的程序员，在北京漂了七八年了。住在这片叫不上名字的地方，准确来说，是东北五环外一块被繁华遗忘了的地方，美其名曰城中村。这里住着各色人，拉快递的、送外卖的、做小买卖的、开滴滴的，也有像我和文静这样的，白天穿着体面，脸上干净；晚上脱下衣服，躺在潮湿的床上，背对着彼此。
文静经常说：“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像蚂蚁，白天爬到城市的塔尖，晚上又被赶回土缝里。”
房租一千二一个月，是去年涨上来的。原本房东说涨到一千五，后来被文静谈了下来。她谈价的样子和她做报表的时候一样认真，不着急，不动声色。文静是会计，工作在国贸，坐地铁要一个半小时，但她从来不抱怨什么。有时候，我觉得她像一棵长得笔直的白桦树，不讲条件，也不讲风水，哪怕落在沙地上，也努力让自己往上长。
我们在大学时认识，那时她穿着牛仔裙，背着帆布包，长发在阳光下有一点卷。她坐在图书馆靠窗的位置，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有次她忘带饭卡，我借给她，她说“谢谢”，声音轻得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听不真切。
后来我们一起写论文，一起实习，一起挤在学校后门的炸串摊排队。再后来，我们一块考研。我考上了北京一所985院校，她落榜了。我们暂时分开了两年。研究生毕业那一年，她来到北京，租了房子，拉我一块住，说要和我一块北漂，一起努力在北京买房。。
我记得那天她笑着对我说：“你不怕我赖上你啊？”
我说：“你要是真赖我，我就娶你。”
那是七年前的事。
这七年，北京变了很多，地铁线从五环绕到六环，村改被喊了又喊，拆了一批又冒出一批。我们租的地方，从“临时住一阵”变成了“还可以再住一年”。生活并不差，但也没好到哪里去。她早上化妆、穿丝袜、踩高跟鞋，出门时脸是干净的，精神的；晚上回来，脱了鞋坐在床沿上，两只脚像刚从水泥里拔出来，红红的，肿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