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每天回来第一件事是洗脚，然后打开笔记本做账。她说人活着不能光靠希望，账得算清楚。她说得对。我习惯于靠逻辑生活，她习惯于靠秩序活着。我们像两架机器，并不相爱得热烈，却习惯了彼此开关时的声音。
她的父母从不喜欢我。他们第一次见我时，我穿着一身格子衬衫，坐高铁赶去，鞋上沾了雨水。饭桌上她母亲说：“家里做什么的？”我说：“农村，父母都种地。”她父亲没说话，只低头搅了搅碗里的汤。
吃完饭，她母亲说：“要不你们以后还是回咱们那边来，北京太累。”
后来我问文静：“你妈是不是看不上我？”
她笑了笑，说：“她哪看得上谁啊。”
她笑得轻巧，像是抖落一只鸟羽。但我知道，她父母对她说过很多关于我不好的话。
自从去了她家以后她开始晚上接电话接得很久，说话压得很低，眼神也慢慢不落在我身上。她不再说“以后买房我们要一个大阳台”，而是问我：“你到底想不想在北京买房？”
我说：“想啊。”
她说：“那你怎么一点行动都没有？”
我想告诉她我攒了钱，有一百三十万。这些年省吃俭用，为了多拿点工资，有好几年过年都没回家。我以为这些她都能看见，但也许她看见了，却不再感动。
北京的房子，是悬在高高天上的果子，我们两个站在地下，拿树枝去捅，捅了七八年，也不过抖下一点影子。
她说：“你到底要我陪你等到什么时候？”她声音不高，却带了一种疲惫。我看见她眼角的细纹像是纸张翻旧了的折痕，藏着一些话，没说。
我拉她去看了几套房，最便宜的一套在昌平，离地铁有三公里，要爬坡。她摇头，说：“不安全。”又去大兴，四周都是荒地，她摇头，说：“太远。”我说：“房价就是这样，能承受的，就得接受代价。”她没说话，转头看着窗外。
那天她说要去通州看一个新盘，是她一个同事推荐的。我们去了，楼盘很新，有保安，有绿植，房子有大阳台，小区内还有大型的人工湖。阳光刚好，玻璃窗干净，楼道里一点灰尘也没有。她脸上的神色变了，像是看见了一种她本来就该拥有的生活。
她走进一户样板间，站在阳台上说：“这才是我想住的地方。”
我站在她背后，看见她的发丝在光下轻轻飘起来。那一刻我明白，她和我心里的家，是两码事。
我们坐在沙发上听销售讲价格。首付一百八十万，总价五百多万。我们这几年攒了一百三十多万，凑一凑也许够一套偏一点的小房，但肯定买不起这个。
我沉了一口气，说：“超预算了，差得太多。”
她没看我，只说：“你总是说不行，你有没有一次是说可以的？”
我解释说：“等明年我再攒一些，或者你父母能不能……”
她突然转头看我，眼神冷静得像玻璃：“你总指望我家里帮你。你不觉得可笑吗？”
我们回家的时候，天已擦黑。
文静收起手机，忽然问我：“你觉得我变了吗？”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问，一时语塞：“怎么了？”
她咬了咬嘴唇：“我总觉得，我在这几年里，不知不觉，已经变得不像我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