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浦江的风裹挟着潮湿的汽笛声，从半开的窗户灌进办公室，吹得桌上那几张野外勘探记录表簌簌作响。我正弯腰捆扎最后几本技术手册，手指因连日搬运仪器而略显粗糙，指甲缝里还残留着洗不净的泥土痕迹。
办公室的老张蹭过来，递了根“大前门”，声音压得低低的，眼神瞟向门口，确认没人才开口。
“走了也好，”他划着火柴给我点上烟，火星明灭间，脸上的褶子显得更深，“你小子，滑头。”
我没吭声，只是用力吸了口烟，劣质的烟草味呛得喉咙发干。这间位于杨浦区老工业园区的办公室，我待了不到一年，却像是耗尽了全身力气。每一天，不是扛着经纬仪和水准尺在郊外的泥地里打转，就是对着枯燥的地形图耗到深夜。身上这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总带着一股散不掉的铁锈和尘土味儿。
“喏，”老张用胳膊肘碰碰我，下巴朝窗外努了努，“看见没？就那回，刘工他小闺女来‘玩’，人家姑娘站那儿，跟棵小白杨似的，又标致又体面。你小子倒好，溜得比兔子还快。”
窗外是厂区灰扑扑的景象，几棵蔫头耷脑的梧桐树。但我脑子里却晃过一道影子——高挑，皮肤白得晃眼，一件淡黄色的连衣裙，站在一堆灰蓝工作服中间，确实扎眼。那时小领导刘工特意让她叫我“师兄”，她抿嘴一笑，没说话，眼睛很大，水汪汪的，看得我心头一慌，下意识就找借口说要去核对数据，避开了。
不是不动心。是太知道自个儿几斤几两。一个刚从浙江小城毕业的大学生，常年在野外跑、归期不定，住的是四人一间的集体宿舍，每月工资刚够吃饭和往家里寄一点。凭什么接住上海姑娘，还是领导千金递过来的眼神？这天上掉的馅饼，砸头上怕是铁疙瘩，能砸死人。
老张吐着烟圈，像是看透我那点心思，声音又压低几分，几乎成了气音：“跟你说个实话，幸亏你没沾上。那姑娘……”他顿了顿，重重叹口气，“先天性的心脏病，说是...以后不能生孩子。刘工为这事，头发都愁白喽。当初介绍给你，怕是也有点...唉，你走了好，走了干净。”
烟蒂烫到了手指，我一哆嗦，猛地回过神来。胸腔里像突然被塞进一把冰碴子，又冷又涩，扎得生疼。原来那抹鲜亮的黄色背后，藏着这么沉重的东西。我胡乱点点头，掐灭烟，把最后那点家当塞进破旧的帆布包，几乎是落荒而逃。
火车鸣着长笛离开上海站时，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繁华，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在夕阳下泛着金光，心里说不清是解脱，还是别的什么，沉甸甸地坠着。那一抹淡黄色的裙摆和老张的话在脑海里交织，让我心烦意乱。
二
五年，像指缝里的沙。
我再没回过上海。回了浙江老家，在杭州一家建筑设计公司找了份工作，日子忙忙碌碌，奔波于写字楼和出租屋之间。上海的野外风雨、办公室里缭绕的烟味、那抹惊鸿一瞥的淡黄，都成了偶尔在酒后才翻腾起来的模糊旧梦。
直到这次公司有个重要的项目洽谈，对方是上海一家大型国企，点名要我这个“有野外勘察经验”的人参与技术部分的讲解。经理拍拍我的肩：“小徐啊，这可是大客户，拿下这单，年终奖给你翻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