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黄昏她都会来到白桦林，
在每一棵树上刻下他们的名字，
风雪无阻地等待那个承诺归来的人。
直到某天村里人发现她躺在白桦树下永远睡去，
手中紧握着他战前剪下的一缕头发。
而远方战场的无名墓旁，
一株白桦正静静指向故乡。
雪，又开始下了。西伯利亚的风裹着碎冰碴子，刮在脸上像钝刀割肉，掠过这片寂静的白桦林时，卷起地上新落的雪屑，与空中缓慢飘坠的雪花搅成一团白雾。天地间只剩下单调而固执的簌簌声，仿佛要从寒冬一直下到万物复苏，再下回下一个寒冬。
阿廖沙拄着枣木拐杖，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没过脚踝的积雪里。每一步落下，积雪都会发出“咯吱”的轻响，那声音在空旷的林子里格外清晰，像这片被战火啃噬过的土地，在发出疲惫的叹息。他的羊皮袄领口早已磨破，寒风顺着缝隙往里钻，冻得他干瘪的脸颊泛着紫红。目光掠过那些笔直苍白的树干时，老人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一丝涟漪——它们静默伫立着，枝桠上积满了雪，像两排披着孝服的哨兵，守护着一个被时间尘封、却被风雪不断掀开的秘密。
这片林子他太熟悉了。年轻时他是村里最好的铁匠，安德烈那把刻名字的小刀，还是他亲手淬火打磨的。如今腿脚不利索了，却总爱来这儿转转，一来是寻一截适合做烟斗的木料，二来是想看看那棵树——那棵刻满了两个名字的白桦树。
就在林子中段，他看见了它。
那棵白桦比周围的都要粗壮一圈，树干却微微向东方倾斜，像在努力眺望某个方向。树皮上布满了深刻的、纵横交错的痕迹，不是自然的裂纹，更像无数把刀尖反复划过的印记。阿廖沙眯起被风雪刺痛的老眼，摘下沾着雪的毡帽，慢慢凑上前。枯瘦的手指像老树皮般粗糙，拂去积雪时却带着小心翼翼的轻，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冰凉的雪粉之下，是密密麻麻的字迹。岁月侵蚀和树木生长早已将它们扭曲模糊，可只要细看，就能辨认出那些重叠的刻痕里，藏着无数个“安德烈”，每个“安德烈”旁边，都紧挨着“娜斯塔霞”。名字周围环绕着深深浅浅的日期，最早的那个，在斑驳的树皮上依旧清晰——1941年10月。
阿廖沙的手指猛地一缩，仿佛被那冰冷的刻痕烫到。记忆像破闸的洪水，带着1941年夏天的阳光与花香，轰然冲垮了时间的堤坝。他仿佛又看见那个穿着洗得发白的棉布连衣裙的姑娘，亚麻色长辫垂在胸前，湖蓝色的眼睛亮得像贝加尔湖的水；还有她身边的少年，肩膀宽阔，笑起来时牙齿雪白，连天上的太阳都显得黯淡了几分——那是安德烈，他最得意的学徒。
1941年的夏天，来得格外热烈。伏尔加河的水汽顺着风飘进村子，把空气酿得黏稠而甜美，像刚从蜂箱里舀出的蜂蜜。白桦林的叶子绿得发亮，阳光穿过叶隙，在地上投下摇晃的光斑，踩上去软乎乎的。风是暖的，带着泥土的腥气和野蔷薇的甜香，村头的手风琴声一响起，娜斯塔霞的歌声就会跟着飘出来，脆生生的，能把枝头的麻雀都引下来。
安德烈和娜斯塔霞，是那片白桦林最热情的见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