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的话变少了，每天打完铁就坐在门槛上，望着东方发呆。阿廖沙看在眼里，把一把磨得锋利的匕首塞进他手里：“拿着，防身用。记住，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终于，在那个天空阴沉得如同灌了铅的早晨，村公所的墙上贴出了征兵告示。白纸黑字，像一道惊雷劈在村子上空。
一切绚烂的色彩瞬间褪去。村民们沉默着聚集在告示前，每个人的脸上都蒙着一层灰败的绝望。安德烈紧紧攥着娜斯塔霞的手，他的掌心一片冰凉，却又沁出湿黏的汗，把她的手都攥得发白。娜斯塔霞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只是死死盯着告示上“1941年10月出发”那行字。
分别来得猝不及防。告示贴出的第三天，队伍就要出发。没有盛大的仪式，没有冗长的告别，火车站的月台上挤满了人，哭声、叮嘱声、火车头粗重的喘息声混杂在一起，搅拌成一种令人窒息的气味。
安德烈穿着新发的军大衣，领口和袖口都太长，显得他格外单薄。背上的行囊沉甸甸的，装着娜斯塔霞连夜赶织的厚围巾，还有阿廖沙给的打火石。他努力想对娜斯塔霞笑一笑，嘴角却僵硬地抽搐着，眼里的红血丝像蛛网一样蔓延。
娜斯塔霞仰着脸，死死咬着下唇，不让眼泪掉下来。她把围巾一圈圈绕在他脖子上，手指一遍遍抚平粗糙的针脚，仿佛这样就能把自己的温度都传给他。“安德烈……”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最后只挤出破碎的几个字，“活着回来。我等你。”
安德烈重重点头，猛地将她拥入怀中，力道大得几乎要把她揉进自己的骨血里。他把脸埋在她带着皂角清香的颈窝里，贪婪地呼吸着，仿佛要将这气息刻进肺腑。然后，他像是下了极大的决心，猛地推开她，从口袋里掏出那把刻过他们名字的小刀。
刀刃闪过一道寒光，他飞快地割下自己额前的一绺鬈发——那是娜斯塔霞最喜欢的，说像小羊毛一样软。又轻轻挑起她亚麻色长辫末端，同样割下一小缕。他把两缕头发紧紧缠绕在一起，用蓝线系成小结——那是娜斯塔霞缝扣子的线。
“拿着它，娜斯塔霞。”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像被砂纸磨过，“就像我一直在你身边。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等战争结束，我们就在白桦林里，就在刻着我们名字的那棵树下，举行婚礼。我给你打最亮的银戒指，比星星还亮。”
汽笛发出凄厉的长鸣，如同末日号角。他最后深深地看了她一眼，那目光像是要把她的模样、她的笑容、她的气息，全都烙进灵魂深处。然后转身，挤进了拥挤不堪的车厢。
火车动了，缓慢地，沉重地，车轮碾过铁轨，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像敲在每个人的心上。娜斯塔霞追着火车跑了几步，直到再也跑不动，才僵立在原地。手心里紧紧攥着那缕缠绕在一起的头发，小小的一团，却重得像攥着整个世界。
月台上的人群渐渐散去，留下空荡荡的站台和呼啸而过的寒风。风掀起她的衣角，把眼泪吹得冰凉。她望着火车消失在天际线的方向，轻声说：“我等你，安德烈。”
从那天起，娜斯塔霞就变了。
那个爱笑爱唱歌的姑娘，把自己沉默地封存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