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便利店冰柜前第三次遇见苏念时，她正踮着脚够最上层的荔枝冰，帆布鞋后跟磨得发白，牛仔裤口袋里露出半截医院缴费单。我伸手帮她把那盒冰拿下来，指尖碰到盒身凝的水珠，凉意顺着指缝爬上来——就像第一次见她时，她泼在我脸上的那杯冰美式。
那天是我辞职后的第三天，揣着最后一点积蓄在咖啡馆写简历。笔记本电脑刚打开，冰美式就兜头浇下来，深褐色的液体在键盘缝里蜿蜒，屏幕瞬间黑了一半。我抬头看见个穿白大褂的姑娘，口罩勒得耳根发红，眼里全是没压下去的火：“抱歉，手滑。”
她的“手滑”精准得过分，连我放在桌边的笔都没溅到。我盯着她胸前的工牌，“苏念”两个字印在淡蓝色卡片上，下面是“市一院儿科护士”。周围有人探头看，我扯了扯衬衫下摆，把电脑合上：“没事，下次递咖啡前，先把听诊器摘了。”
她听诊器的胶管还缠在手腕上，刚才泼咖啡时晃了晃，金属探头差点砸到我手背。苏念愣了愣，伸手把听诊器捋下来塞进白大褂口袋，从钱包里抽出两百块拍在桌上：“够吗？不够我再补。”
我没接那钱。辞职前我在广告公司做策划，最擅长的就是看人脸——她眼底的红血丝比工牌上的字还显眼，指节泛白，显然是刚熬完夜班，心里攒着股没处发的火。我把那两百块推回去：“不用，就当我给你当情绪垃圾桶了。”
她没再说话，转身就走，白大褂下摆扫过桌角，带倒了我没开封的纸巾盒。我弯腰捡纸巾时，看见她在咖啡馆门口停了会儿，掏出手机不知道跟谁打电话，肩膀微微垮下来，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第二次见她是在一周后，我在医院附近的打印店印简历。刚走出店门，就看见她抱着个保温桶在路边蹲着眼眶通红，面前站着个穿西装的男人，手里捏着张银行卡。“我都说了不用你管，”苏念的声音带着哭腔，却还在硬撑，“念念的病我自己能治。”
男人叹了口气，把银行卡往她手里塞：“小念，我知道你跟我置气，但孩子是无辜的。”
“无辜？”苏念突然站起来，保温桶“哐当”一声砸在地上，里面的粥洒出来，米粒粘在她的白大褂上，“当初你跟我提离婚的时候，怎么不说孩子无辜？”
我站在原地没动，手里的简历还揣在文件夹里。男人还要再说什么，苏念已经转身跑了，跑过我身边时，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的惊讶比第一次见我时还浓。我没跟她打招呼，只是弯腰帮她把保温桶捡起来，擦了擦桶身上的粥渍。男人走过来接过桶，低声说了句“谢谢”，然后快步追了上去。
那天晚上我在出租屋煮泡面，看着手机里没动静的招聘软件，突然想起苏念的样子。她的工牌照片上笑得很干净，不像后来两次见她时，总像背着块大石头。我翻出医院的公众号，在儿科护士名单里找到了她的名字，下面有个小小的备注：负责早产儿监护室。
第三次见她，就是在便利店。她接过荔枝冰时说了声“谢谢”，声音比前两次软了些。我看见她的工牌还别在白大褂上，只是照片旁边多了个小小的笑脸贴纸。“你也喜欢吃这个？”她指了指我手里的柠檬茶，语气里带着点试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