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天津卫的暑气裹着海腥味，把法租界的柏油路烤得能粘住皮鞋底。沈砚青斜倚在“回春堂”药铺的红木柜台后，指尖夹着半根烧得只剩烟屁股的哈德门，看街对面法国巡捕正揪着个穿短打的脚夫推搡。他没起身，只漫不经心地用烟蒂在账本上戳了个小洞，惹得账房先生老周直皱眉。
“少东家，这都第三回了，您再把账本戳破，掌柜的回来又得骂我。”老周推了推圆框眼镜，声音压得低。
沈砚青把烟屁股往铜制烟灰缸里一摁，发出“滋啦”一声轻响。他穿着件月白竹布长衫，袖口随意挽到小臂，露出腕上块瑞士怀表——那是去年从一个落魄英国商人手里低价收来的。“骂就骂呗，反正他骂的是你，又不是我。”他晃了晃腿，目光又飘回街上，“再说了，这年月，账本上的数字再工整，能挡得住日本人的子弹？”
老周叹了口气，不再接话。谁都知道，沈砚青是“回春堂”的二公子，却是个实打实的“混不吝”。家里大哥沈砚亭跟着二十九军守北平，枪林弹雨里拼杀，他倒好，守着天津卫的药铺，整日里不是跟租界里的洋行职员赌牌，就是去“升平楼”听戏，连父亲沈敬之让他学的把脉抓药，他也只学了个皮毛，抓药时常把当归当川芎，气得沈敬之直骂“家门不幸”。
正说着，门口的铜铃“叮铃”响了。进来个穿灰布长衫的年轻人，二十出头的模样，脸上带着股掩不住的书卷气，却又透着几分紧张。他左右看了看，才走到柜台前，声音压得极低：“请问，有‘川贝’吗？要陈三年的。”
沈砚青挑了挑眉。“回春堂”虽以中药闻名，但陈三年的川贝极少备货，这说辞听着就像个暗号。他没立刻接话，指尖敲了敲柜台，慢悠悠道：“陈三年的川贝金贵，要现找。你等会儿，我去后堂问问。”
说着，他起身往后堂走。穿过堆药材的隔间时，他瞥见墙角藏着的那个黑漆木盒——那是大哥上回回天津时，偷偷塞给他的，里面装着几封加密电报和一把勃朗宁手枪。大哥当时拍着他的肩说：“砚青，哥守北平，你在天津，要是见着说‘要陈三年川贝’的人，就把这盒子给他。记住，别问是谁，别问要做什么，保命要紧。”
他当时只当大哥是杞人忧天，随手把木盒塞了墙角，早忘了这茬。可这会儿听着那年轻人的话，他心里忽然咯噔一下。
从后堂出来时，沈砚青手里多了个油纸包。他把油纸包往年轻人面前一推，依旧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陈三年的川贝，就这几两，要就拿走，不要拉倒。”
年轻人眼睛亮了亮，连忙接过油纸包，从怀里掏出块银元放在柜台上：“多谢掌柜的。”
“我不是掌柜的，就是个看铺子的。”沈砚青把银元推回去，“这药送你了。这年头，谁都不容易。”
年轻人愣了愣，深深看了他一眼，没再多说，转身快步走了。铜铃再次响起，街上的喧嚣又涌了进来，可沈砚青却没了之前的散漫，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柜台边缘——他认出那年轻人袖口露出的一点蓝布补丁，跟大哥上次穿的军裤补丁一模一样。
那天晚上，沈砚青没去“升平楼”听戏，也没去赌牌。他关了铺子，一个人坐在柜台后，翻出了那个黑漆木盒。打开盒子，里面的电报上满是密密麻麻的数字，他看不懂，却认得那把勃朗宁手枪——沉甸甸的，握在手里，带着股冰凉的金属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