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张在那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姐，怎么办啊？我们的捐款通道已经被平台冻结了。合作方刚刚打电话来，说要终止合作。连给我们送水泥的张叔都说，要先结清尾款才肯送下一批……”
我“啪”地一下，把电话挂了。
世界清静了。
我走到教室门口，里面，三十多个孩子正趴在崭新的课桌上，一笔一画地写着自己的名字。阳光从窗户照进来，他们的头顶，都毛茸茸的，泛着一层金光。
他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他们只知道，这个叫姜宁的姐姐，给他们带来了新书，带来了新教室，还答应他们，下周的午饭，可以加个鸡腿。
我掏出手机，点开那个叫刘伟的记者的头像。
头像里的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笑得温文尔雅，背景是“深扒一线”的go。
我盯着那张脸，看了足足一分钟。
然后，我笑了。
我没报警，也没联系律师，更没上微博写小作文卖惨。
我走进教室，拿起一根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大字。
“第一届‘星火计划’电影节，现在开幕。”
孩子们抬起头，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我转身，对着他们咧开嘴，露出八颗牙齿。
“孩子们，想不想当大明星？”
2
舆论发酵的速度，比山火还快。
第二天一早，“姜宁爱心杀猪盘”的词条就焊死在了热搜榜第一。我的手机号、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全被人挂了出来。
骚扰电话和辱骂短信，跟雪花一样涌进来。我干脆把手机卡拔了，世界彻底安静。
小张顶不住压力，哭着跟我提了辞职。我没拦着，给她结了三个月的工资，让她赶紧回家。这浑水，她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趟不起。
志愿者也走光了。偌大的项目基地，最后只剩下我和看门的王大爷。
王大爷是个五十多岁的光棍，耳朵有点背，平时不怎么上网。他看我一个人闷在办公室里，以为我失恋了，还特地给我煮了一碗放了三个荷包蛋的面，劝我“天涯何处无芳草”。
我三口两口把面吃完，连汤都喝干净了。
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
我把办公室里所有关于“星火计划”的资料，一箱一箱地搬了出来。从项目立项书，到每一笔捐款的流水明细，再到每一分钱的支出凭证。发票、收据、合同，堆起来有半人高。
这些东西，本来是准备交给审计机构的。现在，它们有了新的用处。
它们是我的剧本。
我需要一个摄影师。
我想到了一个人，老陈。
老陈是我大学时候的摄影课老师，后来辞职自己搞了个工作室，专门拍纪录片。清高，固执，穷得叮当响，但手里那台摄像机，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
我开着那辆快报废的五菱宏光，颠了五个小时山路，才到了市里。
老陈的工作室，在一个快拆迁的筒子楼里。我进去的时候，他正蹲在地上，拿个小电饭锅煮泡面，里面飘着两根可怜的青菜。
看见我，他眼皮都没抬一下。
“没钱，”他说，“要饭去别处。”
我没说话，从包里掏出一沓东西，扔在他面前。
那是我准备的所有资料。最上面一张，是“深扒一线”那篇爆文的打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