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终于抬起了头。他扶了扶鼻梁上的老花镜，拿起那篇稿子，一字一句地看。
屋里只有他翻动纸张的哗啦啦声，和电饭锅里煮泡面的咕嘟声。
他看得很慢，很仔细。
看完那篇稿子，他又拿起我带来的那些账本和发票，一张一张地翻。
半个小时后，他把所有东西放下，抬头看着我，镜片后的眼睛里，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光。
“他们为什么要搞你？”
“不知道，”我实话实说，“可能是我挡了谁的道，也可能，他们就是单纯地想找个靶子，赚点流量。”
“你打算怎么办？找律师告他们？”
“不，”我摇摇头，“告赢了又怎么样？他们道歉，赔钱，然后呢？公众的记忆只有七秒。过不了多久，大家提起我姜宁，还是会有人在后面加一句‘哦，就那个搞杀猪盘的’。”
“那你想干嘛？”
我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我要拍一部纪录片。”
“拍什么？”
“拍钱。拍每一分钱，是怎么从捐款人的账户里，变成孩子们身上的一件新衣服，嘴里的一口热饭，手里的一本新书的。拍他们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块砖，才盖起了那间教室。”
“我还要拍人。拍那些孩子，他们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现在又是什么样。拍他们是怎么从一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野娃娃，变成一个会背九九乘法表的学生的。”
“我要把这些，全都拍下来。不剪辑，不配乐，不加任何旁白。就这么原生态地，甩到所有人脸上。”
老陈沉默了。
他低头，看了看锅里已经煮烂了的泡面，又抬头，看了看我。
“没钱。”他还是那句话。
“我没钱给你，”我说，“但我可以给你一个东西。”
“什么？”
“一个能让你吹一辈子的作品。”
老陈笑了。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点了根烟。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姜宁啊姜宁，”他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你比我还疯。”
他把烟头在窗台掐灭。
“明天几点开工？”
3
老陈来了。
他没带什么助理团队，就一个人，背着一个硕大的摄影包，开着他那辆比我的五菱宏光还破的二手吉普，直接杀到了山里。
他一到，就把我的“导演椅”给抢了。
“从今天起，这里没你说话的份，”他一边调试着机器，一边头也不抬地对我说，“你，还有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拍摄对象。你们只需要做你们平时做的事情，剩下的，交给我。”
我点点头，乐得清闲。
于是，一个奇怪的剧组就这么成立了。导演兼摄影师是老陈，制片兼后勤是我，演员，是“星火计划”项目基地的所有人——三十三个孩子，一个耳背的王大爷，还有我。
老陈是个工作狂，或者说，是个疯子。
他把一个微型摄像头别在自己的帽子上，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机，连睡觉都不关。他说，最真实的瞬间，往往发生在不经意的时候。
于是，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暴露在了他的镜头之下。
孩子们一开始还有点不适应，看见镜头就躲，或者挤眉弄眼地做鬼脸。
老陈也不管他们。他就那么扛着机器，不远不近地跟着。你吃饭，他拍。你上课，他拍。你上山砍柴，他也跟着你爬。你半夜起来上厕所，他都能从帐篷里钻出来，给你一个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