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时，我接到了老家村小的电话。是我高中班主任李老师打来的，她后来调到我们镇上小学当校长了。
“小晚啊，”李老师的声音透过电话线传来，带着疲惫和无奈，“咱们这村小，你是知道的，条件差，留不住人。原来那个老师调走了，现在实在找不到人……孩子们不能没学上啊！你是正经师范生……虽然没毕业……但总归是科班出身……阿姨知道这要求为难你了，工资也低得可怜，一个月就两千出头……可阿姨实在没办法了……”
电话那头，隐隐传来孩子们吵闹的背景音。
我拿着电话，沉默了很长时间。南方的高工资？父母的索取？像两座沉重的大山压着我。可是，电话里那隐约的童声，还有李老师那近乎哀求的语气，像一根细细的针，刺破了我麻木的心。
我脑子里闪过一些画面。破旧的教室，坑洼的黑板，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睛……那是我曾经想走的路。
“我……”我听到自己干涩的声音，“李老师，我……考虑一下。”
当晚，我把这事跟我爸妈说了。
“两千块？打发叫花子呢？”我妈一听就炸了，“不行！绝对不行！去南方！明天就去找中介！”
“村里？穷得叮当响的地方，有什么出息！”我爸躺在床上，瓮声瓮气地吼，“你去了，家里怎么办？钱呢？”
钟磊在一旁玩手机游戏，头也不抬地嗤笑：“姐，你是不是傻？两千块够干啥？我一个月生活费都不止这点！”
我看着他们，看着这个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家。那根弦，绷到了极限。
“我决定了。”我说，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我去村小。”
“你敢！”我妈尖叫起来，扬手就要打我。
我看着她愤怒扭曲的脸，第一次没有躲闪，只是平静地看着她：“妈，我不是家里的提款机。我今年二十六了。我得为自己活一次。”
说完，我转身开始收拾东西。其实没什么东西，一个旧行李箱，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几本书。
我妈在背后哭骂，诅咒，说我白眼狼，不顾家，白养我了。我爸砸了手边的水杯。钟磊骂了句“神经病”。
我拉着行李箱走出家门，一次也没有回头。身后是歇斯底里的叫骂和摔打声。
我知道，这一走，就彻底断了家里的“财路”。父母会恨我。但那一刻，我心里涌起一种近乎悲壮的解脱感。为自己活一次，代价是彻底失去“家”。
回到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小山村，现实比想象中更艰难。
村小只有两间摇摇欲坠的瓦房，窗户玻璃碎了好几块，用木板和塑料布钉着。操场是泥土地，下雨时一片泥泞。学生只有二十来个，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全部挤在一起，实行复式教学。
孩子们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小脸冻得通红，但眼睛亮晶晶的。看到我，他们好奇又害羞地围过来。
“老师好！”声音参差不齐，却异常响亮。
那一刻，一路上的茫然和沉重，似乎被驱散了一些。我蹲下身，努力露出一个笑容：“你们好，我是钟老师。”
校长李老师握着我的手，眼圈红了：“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啊！委屈你了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