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靠男人过活。”大妞的声音发颤，却没带哭腔，“娘说了，人要靠自己站直，不能一辈子让人踩在脚底下。”
我正在里屋给六妞缝鞋底，听见这话，手里的针猛地扎进了指尖。血珠渗出来，滴在蓝布鞋底上，像朵小小的红梅花。我知道大妞说的是哪回——去年她看见镇上裁缝铺的张师傅给人做新衣，回来就抱着我哭，说“娘，我也想做件像样的衣裳，不光给自己做，给妹妹们做，给您做”。
那天夜里，大妞揣着两个窝头就没影了。我在柴房的草堆里找到她时，她正借着从墙缝漏进来的月光，用根烧黑的柴火棍在地上画衣裳样子。看见我，她慌忙把“图纸”往身后藏，手背上还留着被针扎过的小红点。
“娘，我就是想试试。”她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我摸了摸她冻得冰凉的手，突然想起她刚生下来时，皱巴巴的像只小猫，如今都能为自己打算了。我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攒了半年的鸡蛋钱，塞到她手里：“想学就去学，娘给你攒着拜师钱。”
大妞的眼泪“唰”地下来了，攥着钱的手哆哆嗦嗦：“娘，我一定给您争口气。”
从那以后，大妞成了柴房的常客。白天她跟着张师傅学踩缝纫机，手指被针扎得全是小洞，晚上就躲在柴房练。煤油灯的光太暗，她就等月亮出来，借着月光描花样，常常趴在木板上就睡着了，怀里还抱着块碎布头。有回我半夜起来添柴，看见她冻得缩成一团，手里还攥着把剪刀，剪刀上沾着几根线头。
婆婆见骂也没用，锁也锁不住，就开始变着法地刁难。分粮时故意把最陈的糙米分给我们，冬天烧炕只给半筐煤，还在村里到处说“王家的大丫头疯了，不想嫁人想当妖精”。大妞听见了，只是把腰挺得更直，踩着缝纫机的脚更快了。
转眼到了冬天，北风卷着雪片子打在脸上生疼。大妞突然神神秘秘地拉我去镇上，在供销社后面的小巷子里，指着个蒙着蓝布的物件说：“娘，您看。”她掀开布，露出台半旧的蝴蝶牌缝纫机，机身上的漆掉了不少，却擦得锃亮。
“我攒钱买的，二手的，不贵。”她眼里闪着光，像藏着星星，“张师傅说这机子好用，我以后就能自己接单了。”我摸着冰冷的机身，突然想起她这半年来，顿顿啃窝头，连块红薯都舍不得吃，手上的冻疮破了又好，好了又破，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酸得发疼。
大妞在镇上租了个小摊，就支在裁缝铺隔壁。第一天出摊，她穿着自己做的蓝布褂子，袖口镶着圈细白边，站在寒风里，腰杆挺得笔直。有个赶集的大婶看她年纪小，故意刁难：“能做件的确良衬衫不？要掐腰的。”大妞二话不说，量了尺寸，第二天就把做好的衬衫送过去，针脚匀得像尺子量过，大婶当场就给了双倍的钱。
第一个月下来，大妞捧着个铁皮盒回家，哗啦啦倒在炕上，全是崭新的角票、块票，还有几张十元的“大团结”。她一张一张数着，数完突然抱住我：“娘，够买两头牛了。”
我摸着她手上的冻疮，那些裂开的口子结了痂，又被线勒出深深的印子，粗糙得像老树皮。眼泪不知怎么就下来了，砸在那些崭新的钞票上，晕开一小片湿痕。这不是普通的钱，是我家大妞用一针一线、用冻裂的手、用不肯弯的脊梁换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