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栋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东西，包括周莉没带走的一些首饰和那台半旧的电视机，凑了一笔钱，先打发走了最难缠的几个债主。
林国栋戒了酒，虽然戒断反应让他时常冷汗淋漓、脾气暴躁，但他再没碰过一滴。他找了一份以前看不起的、给以前手下打工的活儿，去朋友的物流公司当仓库管理员，每天早出晚归，一身灰尘汗渍地回来。
我则捡起了前世的知识，不再是为了周莉和林俊两个吸血鬼。我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偷偷用学校机房和父亲那台老掉牙的二手电脑，研究着此时刚刚兴起、远未成熟的电商领域。
常常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写画画，整理着脑海中对未来十年经济走向和行业风口的记忆。
偶尔，周莉会打来电话，语气从一开始的炫耀，“我们在香港住大房子啦！”“你弟弟上了国际学校！”到后来的试探“晚晚妈妈这边认识个老板，想找个机灵的助手…”，再到最后隐隐的不耐和抱怨“生意也没想象中好做…”。我每次都只是安静地听着，偶尔“嗯”一声，不置可否。
林俊有一次抢过电话，语气得意洋洋：“林晚，后悔了吧？妈现在可厉害了，开了家贸易公司！你跟着那个废物，一辈子没出息！”
我平静地挂了电话。贸易公司？如果没有我前世暗中为她规划渠道、梳理人脉、甚至在她几次重大决策失误前力挽狂澜，她那个空壳公司，能撑过三个月都是奇迹。
日子像上了发条，在清贫和忙碌中飞逝。我和林国栋的话依然不多，但一种新的默契在沉默中滋生。他会把我写满演算纸的草稿纸仔细捋平，放在我书桌一角；会在发工资那天，买半只我喜欢的烧鹅回来，默不作声地推到我面前。
转折发生在我高二那年的春节前夕。
林国栋所在的物流公司老板，因为家族内斗，准备结束内地业务，急于低价转让公司，包括几辆货车、一个小仓库和几条固定的运输线路。虽然要价不高，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仍是天文数字。
那天晚上，林国栋在灯下反复看着那份简陋的转让协议，眉头紧锁，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子。我知道，他心动了。这是他熟悉的老本行，也是他翻身的唯一机会。
“爸，”我放下笔，走到他身边，“这是个机会。”
他苦笑一声，指了指协议上转让金额：“机会？哪来的钱？把咱俩卖了都不够。”
我转身，从床底拖出一个旧饼干盒，打开，里面是一摞摞整理好的零钱和几张存折，是我这两年利用信息差，倒卖些学生间流行的文具、饰品，以及帮人做简单的网页设计，一分一厘攒下来的。数额不大，却让林国栋震撼了。
“我这里有一点。剩下的…”我深吸一口气，拿出我熬夜写好的几页纸，上面是我对这个物流公司未来发展的详细规划，包括如何整合零散货源、如何利用即将兴起的网络平台寻找客户、甚至如何与早期电商合作，“我们可以去找一个人。”
林国栋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他先是看了看那盒钱，然后接过那几页纸，越看，神色越是凝重，到最后，手指甚至有些发抖。那纸上写的，不只是计划，是一种他从未想象过的、全新的商业模式和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