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份错觉，在李哲推开家门的第二天就碎得彻底。
晚餐桌上，红亮的剁椒鱼头在灯光下泛着油光，麻婆豆腐的辣酱几乎要溢出锅沿，连凉拌黄瓜里都撒着鲜红的小米辣。我捏着筷子的手微微发紧，婆婆却像没看见似的，往李哲碗里夹了一大块辣子鸡：“儿子快尝尝，你出差这几天我可馋坏了。”
“妈，小静不是对辣椒过敏吗？”李哲皱着眉把菜往旁边推了推。
婆婆的筷子顿在半空，随即“啪”地落在桌上，声音陡然拔高：“哎呀，你出差这些天，她不也吃得好好的吗？”她斜睨着我，嘴角勾起一丝嘲讽，“我看她根本就没那么严重，就是娇气。”
那句话像冰锥扎进心口——原来那碗加了香油的蛋花汤，那些安静的清晨，不过是没有观众时的即兴表演。她需要在儿子面前扮演“严格却公道”的母亲，需要用满桌红辣宣示主权，而我这个“过敏”的外来者，不过是她权威剧本里用来反衬的道具。
我低头看着碗里没动过的米饭，突然想起前晚喝完汤后，她悄悄把汤锅收进橱柜最深处的动作。原来有些温情从一开始就标好了观众席，当唯一的观众离场，舞台便只剩下冰冷的真相。最后一丝幻想在辣椒的呛味里灰飞烟灭，我慢慢放下筷子，胃里像堵着团烧红的炭——比过敏更痛的，是那场无人喝彩的独角戏。
窒息感像潮湿的棉絮，日复一日缠绕着我。失眠成了常态，餐盘里的食物失去了味道，连工作时手指都开始不听使唤地颤抖。直到那天，急诊室的护士长把我叫进办公室，她泡了杯菊花茶推到我面前：“小静，你眼底的红血丝比输液管还密。”积压的情绪突然决堤，我像倒空废水桶似的，把婆婆凡事都要反驳的日常一股脑倒了出来。
护士长沉默地听完，指尖在搪瓷杯沿划了个圈：“有些人的权威建立在‘否定’上，你退一寸，她就敢占满整条街。”她顿了顿，茶杯底与桌面碰撞出轻响，“试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那个夜晚，我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护士长的话像投入深潭的石子。既然婆婆的字典里没有“同意”，那我何不把“反对”变成我的武器？这个念头荒诞又诱人，像在悬崖边发现了一条隐秘的钢丝。
机会在周末降临。冰箱里的五花肉泛着新鲜的粉色，我馋红烧肉馋得舌根发苦——但我太清楚了，直接说“想吃”只会换来“油腻不健康”的否决。我对着镜子练习了三次表情，才走到客厅，故意让声音带着焦虑：“妈，医生说我血脂有点高，今晚千万别做红烧肉啊，油腻的东西碰不得。”
婆婆从电视剧里挪开视线，老花镜滑到鼻尖。她盯着我看了三秒，嘴角抿成一条直线，语气却异常温和：“知道了，年轻人是该注意保养。”可我分明看见她眼底闪过一丝狩猎成功的光，像猫找到了藏起来的毛线球。
傍晚六点，当那碗酱红发亮的红烧肉端上桌时，我几乎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回声。肉块颤巍巍地在白瓷碗里晃悠，酱汁浓稠得能拉出丝，焦糖香气蛮横地钻进鼻腔。丈夫李哲刚要开口，婆婆已经夹了块带皮的肥肉放进我碗里：“小静少吃点，阿哲上班累，补补。偶尔吃一次没事，别太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