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幕：商周博弈的百年积势（约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1047年）
1. 周人的崛起：从西陲小邦到方伯之主
周人的先祖可追溯至后稷，《史记·周本纪》记载其“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以农业立身于渭水流域。夏商之际，周人因战乱多次迁徙，至公刘时期定居豳地（今陕西旬邑），“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农业与手工业初步发展。古公亶父时期，为避薰育部落侵扰，率族迁至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东北），此地“沃野千里，宜于农桑”，周人在此“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正式开启定居农耕文明，定国号为“周”。
古公亶父确立了“以农为本”的发展战略，其长子太伯、次子虞仲为让位于三弟季历（周文王之父），避居江南建立吴国，传为佳话。季历继位后，积极拓展势力，“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同时与商王朝建立联系，迎娶商王武乙之女太任，以联姻巩固政治地位。季历曾奉商王之命讨伐西落鬼戎、余无之戎等部落，“克之”后获商王册封为“牧师”（西部诸侯之长），周人势力逐渐渗透至晋南地区。但商王文丁对周人的崛起心存忌惮，最终以“封赏”为名召季历入朝，将其囚禁至死，商周矛盾初现裂痕。
季历之子姬昌（周文王）继位后，隐忍蓄力，开启周人发展的关键阶段。他“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广纳天下人才，姜子牙、闳夭、散宜生等贤士纷纷归附。在治理上，姬昌推行“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的政策，减轻民众负担，促进生产发展，周原地区出土的甲骨文中“受年”“大熟”等卜辞频繁出现，印证了当时农业的繁荣。军事上，姬昌采取“先西后东”策略，先平定犬戎、密须等西陲部落，解除后顾之忧，再东渡黄河，攻克黎（今山西长治）、邘（今河南沁阳）等商王朝的战略要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成为实力远超其他诸侯的“方伯”。
2. 商王朝的衰落：盛极而衰的内外危机
商王朝自汤灭夏后，经数百年发展至武丁时期达到鼎盛，其疆域“东到海滨，西达陕西西部，南抵长江流域，北至河北北部”，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商王通过“内服外服”制度治理国家：内服为商王直接控制的王畿地区，设百官管理；外服为诸侯、方国管辖区域，诸侯需向商王纳贡、服役、从军。但这种制度缺乏严格的中央集权，方国拥有较大自主权，为后来的统治危机埋下隐患。
商王武丁之后，王朝逐渐走向衰落。祖甲时期推行“周祭”制度，虽规范了祭祀礼仪，却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廪辛、康丁时期，对羌方、土方等部落的战争屡战不胜，军事优势渐失；帝乙、帝辛（纣王）时期，内外危机全面爆发。外部，东夷部落（今山东、江苏一带）频繁叛乱，商王朝被迫长期派兵征伐，“纣克东夷而陨其身”，长期的战争导致国力空虚，兵力分散。1976年出土的殷墟妇好墓中，虽仍有大量精美青铜器、玉器出土，但晚商时期的青铜器在工艺上已显粗糙，反映出资源消耗与技术衰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