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商纣王的统治加剧了社会矛盾。据《尚书·牧誓》记载，纣王“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打破了贵族议事传统，重用费仲、恶来等小人，疏远微子、比干等宗室重臣；他“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修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奢靡无度；对反对者采取残酷镇压，“炮格之刑”“剖心之刑”等记载虽有后世渲染成分，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劓”“刖”等刑罚记录，证实了商末刑罚的严酷。更关键的是，纣王的统治失去了方国与贵族的支持，微子逃亡，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商王朝的统治基础彻底动摇。
3. 商周力量的逆转：从臣服到对抗的转折
商周早期为臣服关系，周人需向商王纳贡，参与商王组织的战争。殷墟甲骨文中多次出现“周侯”“册周”等字样，证实周人曾是商王朝的附属方国。商王武丁时期，妇好曾率军讨伐周人，“贞王勿往伐周”的卜辞，反映出早期周人对商的畏惧。
季历被囚杀后，商周关系出现转折，但姬昌继位初期仍对商保持臣服，甚至在纣王囚禁自己于羑里（今河南汤阴）时，“演周易”明志，隐忍待发。获释后，姬昌表面“顺事殷”，实则加速扩张。他通过联姻、馈赠等方式拉拢诸侯，“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虞、芮两国因土地争端请姬昌裁决，姬昌以“仁义”化解矛盾，诸侯“皆曰：‘西伯盖受命之君’”，周人的道德与政治影响力远超商王。
姬昌灭黎、邘后，已对商王畿（今河南安阳一带）形成直接威胁，商臣祖伊向纣王进谏“天既讫我殷命”，纣王却狂妄回应“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拒绝任何改革。姬昌去世后，其子姬发（周武王）继位，以太公望为太师，周公旦为太宰，召公奭、毕公高等为辅佐，正式将“灭商”提上日程。公元前1048年，周武王率八百诸侯会盟于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但武王见“殷有三仁”（微子、比干、箕子）仍在，认为灭商时机未到，“乃还师归”，史称“孟津观兵”。此次会盟是对商周力量对比的一次大检阅，标志着周人已成为诸侯联盟的核心，商王朝的孤立无援已成定局。
二、蓄力：灭商战略的系统布局（公元前1048年-公元前1047年）
1. 政治动员：“天命转移”的舆论构建
周人深知，灭商不仅是军事对抗，更是政治与舆论的较量。商王朝以“天命所归”自居，“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商王作为“上帝之子”，其统治合法性来自神权。周人要取代商，必须打破这种神权垄断，构建“天命转移”的理论体系。
周人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核心观点，认为天命并非永恒，而是归于有德者。姬昌时期便以“仁政”“德治”为旗帜，与纣王的“暴政”形成鲜明对比。周武王在孟津观兵时，发表《泰誓》，历数纣王“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的罪行，宣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将民意与天命绑定，为灭商披上“替天行道”的外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