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洋轮的汽笛声突然响起来，震得人耳朵发疼。船慢慢离开码头，上海的影子越来越小，最后变成江面上的一点灰。苏玉芝靠在船舷上，风把头发吹乱，她摸出衣襟里的金笔，笔帽上的“芝”字硌着掌心。忽然就闻到了煤烟味，和十四岁那年母亲离开时一样，混着江水的腥气，渐渐远了。
她把金笔握紧，望着远处的海——天是蓝的，海也是蓝的，连在一起，分不清边界。或许到了香港，就不会再想起弄堂的潮气、留声机的歌，不会再疼了。她这样想着，把脸转向海风来的方向，让风把眼里的湿意吹干。
第7章 香港与旧物
香港的裁缝铺在半山腰，木质的招牌上刻着“陈记绣坊”，漆皮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浅棕木纹。苏玉芝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楼梯往上走时，总能闻到楼下云吞面摊飘来的香气——鲜虾的鲜、竹升面的韧，混着海风特有的咸，裹在空气里，和上海弄堂的潮气截然不同。
铺主陈老太是广东人，说话带着软绵的粤语腔调，总爱捏着苏玉芝的手说“后生仔手巧，绣的花能引蝴蝶”。铺子里的活儿不重，多是替客人补缀旗袍的盘扣、绣些手帕上的小纹样，苏玉芝做得熟稔，针脚比在上海时更细密，陈老太看了总笑着往她手里塞颗糖，是本地的陈皮梅，酸中带甜。
她住的阁楼在铺子最顶层，只有一扇小窗，推开就能看见远处的海。夜里躺在硬板床上，能听见楼下的粤语歌——是邓丽君的调子，比周璇的软，却少了点弄堂里的温。她会把母亲的金笔从枕下摸出来，在月光下看笔帽上的“芝”字，指尖蹭过刻痕，像在摸一段远走的时光。
有时陈老太留她吃晚饭，餐桌上总有碟白灼菜心、一碗艇仔粥，陈老太会用半生的普通话讲香港的旧事，说以前这半山腰都是小洋楼，后来才改成了商铺。苏玉芝听得认真，偶尔也说两句上海的事，说弄堂里的裁缝铺、留声机里的《天涯歌女》，说的时候心里会软一下，却不再像以前那样疼了。
周末她会去山下的市集，看卖花姑娘抱着满篮的鸡蛋花，听摊贩吆喝着“新鲜的杨桃”。阳光落在身上暖融融的，比上海的秋阳更烈些。她买过一块米白的细棉布，想绣朵玉兰，针拈起来却又放下——白缎面的玉兰还在上海的旧箱底，这里的阳光太亮，或许不适合那样素净的花。
阁楼的窗台上，她摆了个空罐头，里面插着捡来的凤凰木花瓣，红得像火。夜里风吹进来，花瓣轻轻晃，她会想起上海弄堂里的梧桐叶，想起沈子谦送的珍珠纽扣，想起那些碎了的时光。只是如今想起时，心里的潮意淡了些，像被香港的海风，慢慢吹得干了。
香港的年意比上海来得暖些，街市上早挂起了红绸，陈老太给苏玉芝包了个二十元的利是，说“讨个意头，恭喜发财”。阁楼的窗台上，年前插的凤凰木花瓣早枯成了红碎，她趁着整理行李的空当，把箱底的东西翻出来晒——母亲的金笔、《红楼梦》，还有那半张裂了纹的唱片。
唱片被软布裹得严实，黑胶面的纹路里积了点灰，像藏了半程的时光。苏玉芝用棉签轻轻擦，裂纹处的碎渣硌得指尖发麻，忽然想起表姑说过山下有修唱片的铺子，便揣着唱片出了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