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黄土高原，地里的麦子长得比茅草还矮。秀兰出生在李家村最靠河的茅草房里，出生那天，屋外正刮着黄风，嗷嗷的呼啸着，她落地时的哭声竟盖过了风声，震得茅草屋簌簌的颤。连接生的二婶都擦着汗笑：“这丫头，嗓门亮，自带股不服输的劲儿，将来怕是个能扛事的。”
李家有三个丫头，秀兰是老三，下头还拴着个比她小四岁的弟弟李根柱。在村里，丫头片子是“赔钱货”，弟弟却是“传家宝”。每天天不亮，秀兰就得跟着大姐去河沟边挑水，二姐在家洗衣服做饭，只有弟弟能窝在被窝里。那时李家穷得叮当响，天不亮，母亲就挎着破了底的竹篮去河沟边挖野菜，篮子底垫着两层粗布，生怕漏了一星半点；父亲天擦黑才从地里回来，脊梁骨弯得像张弓，手上的老茧能磨破粗布衣裳，可就算这样，晚饭时那仅有的两个烤红薯，他也总往最小的弟弟怀里塞。
秀兰六岁就跟着大姐、二姐去河边洗衣。初秋的河水已经凉得刺骨，她的小手泡在水里，没一会儿就冻得通红，像煮熟的虾子。可她从不喊疼，只是用力搓着衣服上的泥垢，眼睛却盯着远处——弟弟正坐在自家门槛上，捧着热红薯啃得满脸都是，母亲还在一旁用衣角给他擦嘴。
“娘，为啥弟弟能吃两个红薯？俺们姐妹三个，只能分一个？”那天晚上，秀兰攥着冻得发僵的手，终于问出了憋在心里好久的话。母亲正在纳鞋底，听见这话，针脚顿了顿，眼圈一下子红了，伸手摸了摸秀兰的头，声音带着哭腔：“丫头，咱是女娃，在乡下，女娃就得让着男娃，将来弟弟是要撑起这个家的。”父亲也在一旁帮腔:“女娃子，年纪到了就嫁人了，吃多吃少都是别人家的。”秀兰哭着对爹娘说：“女娃咋了？女娃也能挣粮食！”
这话秀兰记了三年。从九岁开始，秀兰就跟着邻村的纺线匠学纺线，手指被纺锤磨出茧子，也不肯歇。到了秋收，她还跟着父亲去给村里地主家的地里拾麦穗，别人拾半筐就喊累，她能顶着日头拾满一筐，换回来的玉米面，她一点都舍不得吃，全塞给母亲，可夜里，她却躲在灶房，啃着掺了糠的窝头，眼泪往肚子里咽。 也正是这年秋收，地主家的玉米地黄澄澄的，穗子沉得压弯了杆。秀兰二姐实在饿极了，趁中午没人，偷偷钻进玉米地掰了两个嫩玉米，想带回家煮着吃。可刚钻出地，地主家那条凶神恶煞的大黄狗就扑了上来，对着二姐的裤腿又咬又扯。二姐吓得哇哇哭，手里的玉米也掉在了地上。
正在不远处拾麦穗的秀兰听见哭声，抬头一看，扔下手里的麦穗就往这边跑，顺手抄起田埂上一根磨得光滑的锄头把。她冲到大黄狗跟前，也不管狗的獠牙有多吓人，举起锄头把就往狗头上砸，嘴里还喊着：“不准咬俺姐！不准咬俺姐！”大黄狗被砸得“嗷”一声叫，夹着尾巴往后退，盯着秀兰的眼神满是忌惮。
没等二姐缓过神，地主家的人就举着鞭子赶来了，看见地上的玉米，又看了看攥着锄头把的秀兰，气得骂道：“反了天了！敢偷俺家的玉米，看我不抽死你们这两个小蹄子！”秀兰直直的冲上去，小脸涨的通红，却一点没有露怯:“这玉米是俺们看着长大的，俺爹在地里干了大半年，东家给的租子比天还高，俺们连顿饱饭都吃不上，拿两个玉米怎么了？凭啥不让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