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家的人被她这股子凶劲唬住了，愣了愣，又看了看周围渐渐围过来的村民，怕事情闹大，只能撂下句“野丫头，下次再敢来，打断你们的腿”，悻悻地走了。
那天晚上，秀兰以为父亲会打她——毕竟地主家惹不得。可父亲没打她，只是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宿旱烟，烟杆的火星在黑夜里一明一暗。快天亮时，他才把烟杆往鞋底上磕了磕，看着秀兰说：“秀兰这性子，烈，不过将来错不了，至少不会受欺负。”
十三岁那年，邻村有人来给大姐说亲。男方是个瘸腿的泥瓦匠，家里穷得只有一间破土房，唯一的彩礼就是两袋高粱。母亲看着那两袋高粱，抹着泪应下了——家里实在太缺粮了，有这两袋高粱，至少能撑到秋收。
秀兰知道这事时，正蹲在灶房烧火。她猛地站起来，灶膛里的火星溅到了她的裤腿上，她也没顾上拍，径直冲进堂屋，一把掀翻了桌上的茶碗。茶碗摔在地上，碎瓷片溅得到处都是，茶水也洒了一地。
“娘，你不能让大姐嫁！”秀兰的声音带着哭腔，却透着一股倔强，“大姐能绣帕子，能织布，手巧得很，凭啥嫁个瘸子？凭啥用两袋高粱就把大姐卖了？”
母亲被她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又气又急：“你懂啥？家里快揭不开锅了，这两袋高粱能救全家的命！”
“就算饿死，也不能卖大姐！”秀兰梗着脖子，不肯退让。
男方家听说秀兰搅黄了亲事，第二天就闹到了村里。男方的母亲叉着腰，在晒谷场上骂骂咧咧，说李家不讲信用，还说大姐没人要。秀兰听见了，直接冲了出去，站在晒谷场中央，跟男方家吵了半宿。她把男方家怎么嫌大姐家穷、怎么想占便宜的刻薄话全抖了出来，说得男方家哑口无言，最后只能灰溜溜地走了，还主动退了亲。
村里人都说李家三丫头是“犟驴”，不懂事，搅得家里不得安宁。可秀兰不在乎——她知道，软骨头换不来好日子，要是连自己的姐姐都护不住，将来更别想护着自己。
十五岁这年，秀兰跟着村里的货郎去了趟镇上。那是她第一次离开李家村，第一次见铺着青石板的路——脚踩在上面，比家里的泥地舒服多了；第一次见挂着“百货商店”招牌的屋子，玻璃橱窗里摆着花布、肥皂、搪瓷缸，看得她眼睛都直了；还有穿着中山装的干部骑着自行车路过，车铃“叮铃铃”响，引得路人都回头看。
货郎推着独轮车，边走边跟秀兰说：“秀兰啊，你看这镇上的女人，不用下地干活，有的在供销社当售货员，有的在布店当伙计，每月能拿工资，能自己挣钱买花布，多体面。”
秀兰盯着供销社的玻璃窗，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悄悄埋下了根：她要去镇上，要在镇上站住脚，要过不用看天吃饭、不用让着男娃、能自己挣钱的日子。
从镇上回来后，秀兰就开始攒钱。她白天帮村里的大户人家纺线，纺一斤线能挣两分钱；晚上借着月光绣荷包，绣好的荷包托货郎带到镇上卖，一个能卖五分钱。她省吃俭用，把挣来的钱都藏在床底下的一个小木盒里，半年下来，竟攒下了1块2角3分钱。
母亲知道她攒了钱，劝她留着当嫁妆：“丫头，女人家早晚要嫁人，留着钱，将来嫁过去能体面点，不受婆家欺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