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沈砚之每个周末都会来苏绣坊。他不总写生，有时候会帮苏曼卿整理丝线，有时候会给她讲上海的事——讲外滩的洋楼，讲南京路的电车，讲他家里的老钟表。苏曼卿话不多，总是安静地听着，手里的针线却没停。她会给沈砚之绣手帕，上面绣着小小的梅花，“你的名字里有‘砚’字，”苏曼卿把帕子递给他时，声音细得像蚊子叫，“砚台配梅花，最雅致了。”沈砚之把帕子揣在怀里，贴身放着，脏了也舍不得洗，后来洗得发白了，就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画夹的夹层里。
1954年的秋天，沈砚之要回上海工作了。那时候的他已经毕业了，被分配到上海画院当画师。临走前的那天晚上，他约苏曼卿在青石巷的老槐树下见面。那天的月亮很圆，洒在青石板路上，像铺了一层霜。沈砚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银戒指，就是我手上这个，“曼卿，”他的声音有些发颤，“我明年就回来娶你，我已经跟我母亲说了，她很喜欢你。你等我，最多一年。”
苏曼卿没说话，只是把一块绣着并蒂莲的丝帕塞给他。那块丝帕她绣了一个月，莲花开得饱满，莲叶上还绣着小小的水珠。她的眼眶红得像浸了血的胭脂，却强忍着没哭：“我等你，你要早点回来。”
“我父亲回上海后，每个月都会给苏女士写信，”老人喝了口茶，声音有些哽咽，“他会告诉她上海的事，说他在画院画了什么画，说他攒了多少工资，说他看了外滩的雪景，说等攒够了钱，就来苏州买个小院子，院子里种上梅花，让她在窗边绣东西，他在旁边画画。”
那些信，苏曼卿都收着。她把信藏在樟木箱里，每天晚上都会拿出来读一遍，读的时候，嘴角会带着笑。她也给沈砚之回信，写她绣坊里的事——说新来的学徒绣坏了好几块绸缎，说母亲给她做了新的旗袍，说巷子里的老槐树又开了多少花。她还会在信里夹上一片干花，有时候是梅花，有时候是桂花，让沈砚之能闻到苏州的味道。
可1956年的时候，变故发生了。沈砚之的母亲得了肺癌晚期，住进了医院。那时候的医疗条件不好，医生说最多只能活半年。沈砚之是独子，只能留在上海照顾母亲。他急得团团转，写了一封信给苏曼卿，说他要晚些回去，让她别担心，等母亲好些了，他就立刻来苏州。
“那封信，苏女士没收到，”老人的声音低了下去，“那时候的邮递员送信，都是骑自行车走街串巷，那封信在路上丢了——后来我父亲去邮局查，说是邮递员的包破了，掉了一批信，找不回来了。”
苏曼卿没收到信，也没收到沈砚之的后续来信——那时候沈砚之忙着照顾母亲，每天在医院和画院之间跑，根本没时间写信。苏曼卿开始慌了，她每天都去青石巷的老槐树下等，从春天等到冬天，从日出等到日落。春天的时候，槐花开了，落了她一身的白；冬天的时候，下雪了，她的头发上沾着雪，像瞬间白了头。有人劝她，说沈砚之肯定是变心了，让她别等了；也有人给她介绍对象，都是条件不错的人家，可她都拒绝了。“我等他，”她总是说，“他会回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