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多数人而言，初中时光恰似一汪盛夏清泉，澄澈得能映出蓝天下的云絮，微风拂过便漾开青春独有的清甜。可于我，那段被课本与铃声切割的岁月，更像一只密不透风的铁笼——焊死的栅栏外是喧闹的校园，栅栏内却只有暗无天日的窒息，我唯一的念头，便是攥着铅笔在草稿本上画满毕业倒计时，盼着能早点逃出这片浸满羞辱的沼泽。
同班的三十多个人，多半是鲁迅先生笔下《孔乙己》里的看客。他们揣着同龄人的虚伪与冷漠，总爱围成半圈看我被欺负，没人会伸手拉一把，只有扎堆的冷眼在我身上扫来扫去，偶尔还混着几声刻意放大的起哄与嘲笑。而那个骄阳灼人的午后，成了我心底永远褪不去的淤青，即便后来多年过去，指尖轻轻触碰到记忆里的画面，仍会传来一阵钝痛。
林小峰是从初一开始，就把霸凌我当成日常乐子的男生。初中三年，因为他，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蒙受羞辱——可这种持续性的伤害，在老师眼里却总被轻描淡写地归为“同学间的小打小闹”。初一上学期，我每天的课间都在找书、抢书包，刚穿了没几天的新外套，会被他们像抛皮球似的扔到教室后排，又或是挂在操场旁的梧桐树上。我像个被线操控的小丑，在他们的哄笑里跑前跑后，心里又急又慌，却连一句硬气的话都不敢说。
那时我不是没想过向家人求助。爸爸常年在外地打工，一年到头只能回来几天；妈妈刚生下妹妹，所有注意力都放在那个粉雕玉琢的小婴儿身上，连夜里都要醒三四次喂奶，脸色总是带着挥不去的疲惫。我试过在晚饭时含糊地提一句“有人拿我东西”，妈妈正忙着给妹妹冲奶粉，头也没抬就说“让老师管管”。我知道，就算把事情说清楚，她身体虚弱得连提桶水都费劲，最终也只能给班主任打个电话——可老师从来不会把这些事放在心上，最多就是把林小峰叫到办公室，不痛不痒地说几句“要和同学友好相处”。
我太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了。之前有一次，我不过是在林小峰抢我书本时，小声说了句“你别太过分”，他就当着全班人的面，把一整盒刚从冰箱拿出来的冰牛奶，从我的头顶浇了下去。冰凉的液体顺着头发流进衣领，浸湿了我的校服衬衫，连睫毛上都挂着乳白色的奶滴。那一刻，教室里的呼吸仿佛都屏住了，所有人都静静地看着我，没人说话，也没人上前递一张纸巾。鼻间传来的全是牛奶变质般的腥气，完全没有平时喝热牛奶时的醇厚香味。我顾不上周围的目光，抓起书包就往教室外冲，一路跑到教师办公室，带着哭腔的声音几乎要把喉咙喊破。
许是我狼狈的模样太过扎眼，正在批改作业的历史老师摘下了耳机，目光落在我湿透的衣服上，眼神里带着几分看戏般的好奇。我攥着班主任的办公桌边缘，把林小峰做过的事一股脑地哭诉出来，最后哽咽着求他“给我做主”。可我没看到想象中班主任愤怒的表情，反而撞见他嘴角那抹似笑非笑的弧度，连平时总夸我“历史成绩好”的历史老师，也只是抱着胳膊站在一旁，仿佛我刚才说的不是校园霸凌，只是一场无关紧要的“玩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