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决定租下那个房间，几乎是没有犹豫的。那段时间，我像一只被抽打的陀螺，在北京南城炽热的阳光下疯狂旋转，只为找到一个能安放身体和行李的角落。工作定在了大兴，通勤时间吞噬着所剩无几的精力和薪水，我必须尽快在附近找到一个落脚点。
看了几处，不是价格令人咋舌，就是环境逼仄得让人喘不过气。直到看到中介推来的信息和图片，心里才稍稍有了点底。联系我的是位姓王的阿姨，电话里声音温和，带着老北京人那种不紧不慢的腔调。房子在一个不算新但打理得十分干净的小区里，楼层不高，没有电梯，楼道里贴着白色的瓷砖，擦得锃亮。
所谓“好几户住在一起”，其实就是一套四居室改造的，每个房间独立出租，客厅、卫生间和厨房是公用的。我的那间朝南，面积不大，但光线充沛，窗明几净，墙壁刷得雪白，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简单整洁，透着股利落劲儿。王阿姨亲自带我看的房，她五十多岁年纪，穿着素雅的棉麻裙子，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整齐的发髻，笑容温暖而真诚。
“姑娘，你看还行吗？公共区域几个孩子都挺自觉，轮流打扫，规矩都立好了的。”她语气里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笃定。
价格确实合宜，离地铁很近，尤其是在大兴这个地段。我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定了下来。王阿姨很高兴，眉眼弯弯：“好好，一看你就是个清爽的孩子！安心住，就当自己家，缺什么少什么，或者有什么不方便的，随时跟阿姨说。”
定下房子的第二天，我就打包好了我全部的家当——主要是书、衣服和一台笔记本电脑，叫了辆货拉拉，从之前那个拥挤的北五环隔断间搬了出来。再次站在这扇门前时，心里竟有了一丝难得的、柔软的归属感，尽管这归属感是租来的。
门一开，迎接我的阵仗让我有些意外，又觉得温暖。王阿姨和她爱人李叔都在，连声说着“来了，姑娘，辛苦辛苦”。李叔话不多，沉稳地笑着，主动接过了我手里最沉的行李箱。旁边还站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男人，戴着黑框眼镜，模样斯文，气质温和，是他们的儿子李文。他腼腆地冲我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
就在我忙着道谢，准备把其他零碎东西搬进来的时候，一个身影从李文身后探了出来。是个女孩，个子不高，大概到我耳际的位置，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在客厅明亮的光线下，泛着细腻的光泽。她一双眼睛又大又亮，像浸在水里的黑葡萄，带着点儿好奇和毫不掩饰的善意。
“嗨，你就是新来的室友吧？”她开口，声音清脆，带着一种明显的、与我熟悉的北京话或我老家的北方方言都不同的口音，语调微微上扬，有种说不出的爽利和热情。
“啊，是，你好你好。”我连忙回应，放下手里的东西，“我叫司嘉怡，从东北来的。”
“我叫小雅，山西大同来的。”她咧嘴一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和她深色的皮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得特别灿烂，极具感染力，“东西多吗？我帮你一起！”
“不多不多，就这些，谢谢啊。”我一边说，一边心里觉得，这姑娘真开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