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些告诉了张律师。
“烟头！打火机！”张律师的眼睛亮了，“警方在现场做过勘查，如果能找到那些烟头，进行DNA比对，就能证明有第三人存在！”
他立刻去打电话，申请重新进行现场勘查。
我心里燃起一丝希望。
然而，几个小时后，张律师带回来的，是绝望。
“现场被那场大火烧得太干净了。”他说，“消防队为了灭火，用水枪冲刷了整个工厂。什么都没有留下。至于那个打火机……更是无从找起。”
我的希望，破灭了。
我开始回忆更多的细节。
搏斗。我记得我踹了绑匪一脚，踹在他的小腿上。他惨叫了一声。我还用手里的铁棍，打中了他的右肩。
“他的小腿和右肩，肯定有伤。”我对张律师说。
“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怎么找？”张律师反问。
是啊。人海茫茫，一个看不清脸的绑匪，一个不存在的“同伙”。
我说的每一个细节，都无法被证实。
而林晚星，她只需要坐在那里，流着泪，重复着那个“真相”。
我感觉自己被困在一个巨大的逻辑陷阱里。
我越是挣扎，这个陷阱就收得越紧。
我说的每一个“事实”，都能被林晚星轻易地解构成“谎言”。
她说我熟悉工厂环境，所以才能那么快找到她。——因为那是我事先踩过点的。
她说我身上有伤。——那是我在放火和“救”她时，自己弄伤的，为了让戏更逼真。
她说我找到了赎金。——因为我本来就知道钱在哪里。
我的清白，成了我的罪证。我的英勇，成了我的预谋。
我说的越多，错的越多。
我慢慢地发现，林晚星构建的那个故事，比我亲身经历的“现实”，更像“真相”。
因为它更符合人性的逻辑，更有戏剧性，更能满足大众对一个“变态”的想象。
而我的故事，太平淡了。一个普通的学生，见义勇为。这种故事，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人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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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开庭。
检察官出示了更多的“证据”。
一段监控录像。是我案发前几天，在废弃工厂附近出现过的画面。
我无法解释。我当时只是在追踪绑匪的踪迹。但在监控里，我看起来就像一个在踩点的罪犯。
一份网络浏览记录。警方恢复了我电脑里的数据。我曾经搜索过“绑架”、“赎金”、“如何让一个人永远爱上你”。
我也无法解释。前者是我在玩一个侦探游戏时搜索的。后者，是我在看一部电影后，随手搜的影评。但这些，在法庭上，都成了我“预谋犯罪”的铁证。
我的世界，正在被一片片地剥离，然后按照他们的想象，重新拼接成一个罪犯的人生。
张律师尽力为我辩护。他说监控画面不能说明什么，网络搜索记录更是牵强附会。
但他的声音，在检察官咄咄逼人的质问和林晚星无声的眼泪面前，显得那么微弱。
最后，轮到我，为自己辩护。
我站起来，看着法官，看着陪审团，看着旁听席上那些冷漠或鄙夷的脸。
最后，我的目光，落在了林晚星身上。
她也在看着我。
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