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了，那扇气密门沉重的闷响，依旧能撞碎我每一个假装平静的夜。
死刑室的空气是另一种东西，冰冷，凝滞，带着铁锈和消毒水混合的酸涩味，吸进肺里像吞下细小的冰棱。埃利斯站在房间中央，手脚被缚，囚服松垮地挂在他骤然消瘦的骨架上。他没有看我，目光投向虚空中的某一点，嘴角似乎嵌着一丝极淡的、扭曲的笑意。
我坐在隔离玻璃后，指尖掐进掌心，用那点锐痛强迫自己睁大眼睛，看清他的每一寸崩毁。检察官在一旁低声说着什么，或许是程序已尽的废话，或许是廉价的安慰。我一个字也听不见，耳中只有自己血液冲刷太阳穴的轰鸣。
针头刺入他臂弯的静脉。他的胸膛起伏了一下，很轻微，像叹息。然后，那点残存的笑意凝固了，瞳孔里的微光迅速涣散、熄灭。他的头歪向一侧。
结束了。
我的丈夫。温柔的埃利斯，会在我熬夜写报告时默默煮好咖啡的埃利斯，周末清晨用画笔轻轻把我挠醒的埃利斯。也是那个，在城市的阴影里用七条人命编织恐怖的“收藏家”。
是我亲手钉死了他的棺材。证据链冰冷而完整，指向唯一的方向。我交出了他藏匿的、沾着受害者血迹的“纪念品”，甚至在那枚决定性的、从他画室地板缝隙里找到的、属于最后那个女孩的校徽上，验出了他的指纹，和我无法解释、但被认定为“转移沾染”的零星DNA。
法庭上，我避开他投来的视线，那目光深处像藏着一口凿穿了地狱的井。我陈述，冷静得连自己都陌生。宣判时，他笑了，无声地，朝我做了一个口型。
那时我没读懂，或者说，拒绝读懂。
此刻，看着他生命最后的痕迹从玻璃那头彻底消失，我胃里一阵翻滚，几乎呕吐。支撑我十年的东西骤然抽空，不是解脱，是坠入更深的虚无。
气密门再次嘶叫着打开。他们开始收拾那具温热的皮囊。
我站起身，脊背挺得僵直，一步一步，走出这座水泥巨兽的腹腔。外面天光刺眼，十年了。
接下来的日子，时间变成粘稠的流质。我辞了警局的工作，搬了家，试图用刷满白漆的新墙壁覆盖记忆。但埃利斯无所不在。他在我煮咖啡时靠在流理台边，在我午夜惊醒时躺在床的另一侧，呼吸冰冷。他的画——那些我曾无比痴迷的、色彩绚烂又结构奇诡的作品，拍卖行高价争抢，评论界誉为“死神吻过的天才”——时不时就从网络某个角落弹出来，画中扭曲的人形和过度鲜亮的眼睛死死盯着我。
我试图拼凑另一个他，那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我反复阅读案卷，看现场那些支离破碎的照片，看受害者们惊恐凝固的脸庞。我想让自己恨，让恨意烧干这无休止的、湿冷的恐惧。
但总有一个细微的声音在骨髓深处嘶鸣：哪里不对。某个关键齿轮错了位，咔嗒一声，导致整个现实滑向无法挽回的深渊。是我错过了什么？是我……亲手谋杀了我的丈夫吗？
这个念头是毒蛇，盘踞在心口，日夜啃噬。
直到第十年的冬天，第一片雪花刚落上窗棂，电话响了。来电显示是陌生的号码，区号来自三百公里外一个我从未听过的旧工业城镇——黑岩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