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他们之间的情分了。所有的好，所有的关心，都揉碎了，溶解在了一粥一饭的日常里，缝补在了一衣一衫的磨损里，沉淀在了年年岁岁、无声无息的默默陪伴里。像那河水冲刷岸边的石头，日积月累，看似没有痕迹，却早已改变了石头的形状。
老了，日子好像过得更快了，快得让人心惊。儿子女儿是指望不上了（虽然他们并没有），但他们互相是彼此的依靠，是对方的手杖和眼睛。根生的耳朵有点背了，听不清远处的声音，别人跟他说话得提高嗓门。桂芳就成了他的“翻译”和“传声筒”。外人，比如来收电费的、通知开会的，说的话他听不清，或者听岔了，桂芳就在他耳边，用那不高却清晰的声音，大声地重复一遍，或者解释给他听。桂芳的眼神不好了，年轻时在油灯下做针线活熬坏了眼睛，穿针引线的活，就落在了根生身上。他眯着那双昏花的老眼，对着窗户透进来的光亮，举着那根细小的针，半天才能把彩色的线头，颤巍巍地穿过那个小小的、几乎看不见的针鼻，然后递给她，脸上总会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点孩子气的、得意的神情，仿佛完成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
他们常常并排坐在院子里那棵老枣树下的石墩上晒太阳，不怎么说话。阳光透过稀疏的枣树枝叶，在他们布满皱纹的脸上、身上投下斑驳晃动的光影。有时候，根生会说起年轻时的事，说哪块地里的收成最好，说哪年冬天雪下得最大，埋了门槛，说哪次去公社开会，吃了顿有肉的烩菜。桂芳就安静地听着，手里可能还在择着晚上要吃的青菜，偶尔会抬起头，看他一眼，或者补充一两句被他遗忘的细节，比如：“不是五九年，是六零年那场雪，你还记得不，咱家那只黄狗，钻雪里找不着了……” 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在身后交织在一起，分不清彼此，像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前些年，不知道从哪里兴起的风气，村里一些五六十岁、当年结婚时没条件拍照的老年人，流行起补拍婚纱照。有比较时髦的年轻人，看着根生和桂芳这对老实巴交的老夫妻，就撺掇他们俩也去镇上的照相馆拍一套，说是“弥补年轻时的遗憾，也浪漫一回”。根生把脸一板，像是听到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胡闹！都老眉咔嚓眼的，头发也白了，脸也皱了，拍那玩意儿干啥？不嫌丢人！”桂芳也在一旁跟着摆手，脸上竟难得地泛起一丝红晕，像是害羞了，笑着说：“不去不去，怪臊得慌的，那是年轻人搞的名堂。”
他们一辈子，确实没照过几张像样的相。家里堂屋正墙上挂着的，还是很多年前，大概是他四十岁、她三十八九岁的时候，有一次去镇上赶集，在一个露天照相摊上拍的一张黑白合影。照片上，两人并排坐在一条长凳上，表情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严肃，甚至有些拘谨，身子挺得笔直，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中间隔着恰到好处的一拳距离。那张照片早已泛黄，边角也卷翘了，但它记录了他们在漫长岁月中，为数不多的、共同面对镜头的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