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矗立这一棵老银杏树，树上的叶子在微风中颤动，它的叶子，从春日的嫩绿蝶芽，到夏日的葱郁华盖，再到秋日的灿金纷扬，最后在冬日的寒风中，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坚韧地指向灰白的天穹，周而复始。这棵老银杏树是这个名为祥和的养老院里，最恒久的见证者。
那簌簌的声响，时而如情人低语，时而如岁月叹息，总在提醒着人们时光的流逝与生命的轮回。
养老院的三楼东角，因其朝向偏僻，远离活动区和主要通道，成了整个院里最安静，也最让护工们心里暗自打怵的角落。新来的那对兄弟，就住在那里。
大的叫阿明，三十四岁；小的叫阿亮，三十二岁。说是兄弟，眉眼间确实依稀有相似的轮廓，都继承了父亲清秀的骨架和母亲曾经有过的、柔和的面部线条。然而，岁月和某种无法言说的命运，在他们脸上刻下了不同于常人的印记。
他们的眼神总是涣散的，像蒙着一层永远擦不干净的薄雾，看人时没有焦点，仿佛穿透了实体，落在某个虚无缥缈的点上。嘴角时常挂着无意义的、略显松弛的微笑，或者因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挫折——比如一颗糖掉在了地上，一杯水稍微烫了一点——就咧开嘴，发出孩童般嘹亮却无泪的嚎哭。
他们的智力，据说，永远停滞在了懵懂的六岁。带来他们，并执意一同住进来的，是他们的父亲，陈树清老先生。
陈老先生曾是省城著名大学生物工程系的教授，如今虽已年逾古稀，头发全白如雪，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病痛缠身，但那副金属框眼镜后的眼睛，在偶尔抬起时，依旧锐利如鹰隼，腰背也习惯性地挺得笔直，残留着旧日学者的风骨与尊严。只是这尊严，在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脆弱和不堪一击
。他选择住进养老院，并非为了自己安度晚年，而是为了守着这两个永远也长不大、永远需要人照顾的儿子。这其中的无奈与辛酸，像一层无形的阴霾，笼罩着三楼东角那三间特意腾出的单间。
养老院的院长姓李，是陈老先生多年前带过的一个硕士研究生。当年陈老先生对他颇为赏识，甚至在李院长家境困难时慷慨解囊相助过。如今恩师落难，李院长顶着巨大的压力——养老院床位常年紧张，等待入住的名单排得很长，却要一次性划出三间单间给一对并非严格意义上“老人”的兄弟和他们的父亲——这引起了其他员工和一些家属的微词。
但李院长力排众议，他对质疑的人只说了一句：“没有陈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这地方，我说了算，就得给他们住。”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陈老先生记在心里，却从不说破，只是偶尔看向李院长的眼神里，会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感激与歉疚。
护工们的私下嘀咕，像角落里扫不尽的灰尘，随着日升月落，时不时就扬起来，弥漫在走廊的消毒水气味里。
“真是造孽啊，陈教授那么好的人，学问那么大，怎么就……”一个中年护工一边叠着毛巾，一边压低声音感叹。
“听说啊，是近亲结婚造的孽！”另一个稍微年轻点的，神秘兮兮地凑过来，“陈教授和他去世的夫人，据说是表兄妹！那时候讲究这个，以为亲上加亲，谁知道……唉，你看这两个儿子，可不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