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搬进去的那段日子，是短暂而虚幻的快乐。脱离了令人压抑的家庭环境，手里还有之前工作攒下的一点钱，她们像是要补偿过去所有的不开心，几乎没有去找工作，整天就是睡觉、逛街、看电影。合租的生活并不总是和谐，因为生活习惯不同，也会互相嫌弃。吃饭基本靠外卖，而且常常一顿要点好几家，满足不同的口腹之欲。她们挥霍着有限的积蓄，沉浸在一种“及时行乐”的麻痹中，刻意不去想未来，不去考虑银行卡里逐渐减少的数字。
直到有一天，小雅看着手机银行余额，皱着眉说：“钱快花完了。”
现实的冰冷，瞬间击碎了虚假的泡沫。
更让林晚措手不及的是，小雅在几天后，非常冷静地对她说：“林晚，我想一个人住了。这样方便些。”
当时她们正坐在出租屋的地板上吃外卖，小雅的话像一盆冰水，从她头顶浇下。她愣愣地看着小雅，试图从对方脸上找到一丝玩笑的痕迹，但没有。小雅的眼神平静而疏离。
“为……为什么？”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不为什么，就是觉得一个人更自在。”小雅低下头，继续吃饭，不再看她。
那一刻，林晚感到一种被全世界抛弃的伤心和无助。她哽咽着给妈妈打了电话。
妈妈在电话里叹了口气，并没有过多责备，只是说：“既然这样，那就去看看房子吧。租个小点的，房租……妈妈先帮你出。”
祸不单行。就在她为找房子焦头烂额的时候，她的手机在公交车上被偷了。那个手机她还在分期付款。她战战兢兢地告诉妈妈，果然换来一顿疾风骤雨般的斥骂。但骂归骂，妈妈最后还是给她转了钱，让她去买个新的。她没敢再买贵的，只挑了一款最便宜的国产手机。
小雅大概是对提出“分手”有些愧疚，陪她一起去看房子。中介带她们看了一个顶楼的步梯房，房东把房子隔成了五间，共用唯一的一个卫生间。中介要求必须在他们指定的一个金融平台上按月缴纳租金，说是什么“租金贷”，可以月付，压力小。林晚隐约觉得不妥，但小雅已经明显不耐烦了，催促她快点决定。她害怕连这最后一个“同伴”也失去，加上确实没有更好的选择，便稀里糊涂地签了合同，住了进去。
安顿下来后，她开始找工作。很快在另一个商场找到一份导购工作。这次的环境更复杂，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更微妙。大家的提成是绑在一起的，却有人明目张胆地偷懒，躲到后面去玩手机，活都甩给她和另一个同事。还有人坚持不懈地向她们推销自己做的甜品，她不买，对方就联合其他人孤立她，排班时给她使绊子。她再次陷入了人际关系的泥沼。
转机出现在妈妈的一次来访。妈妈开车来接她出去玩，同行的还有妈妈在老家的几个亲戚。看她郁郁寡欢，妈妈一边开车一边说：“做得不开心就别做了，看你这样我也难受。要不，跟我回老家吧？我在老家还有点事做。”
或许是受够了外地的漂泊和冷漠，或许是妈妈的话给了她一丝温暖的错觉，她几乎没怎么考虑，就开心地同意了。她再次辞掉工作，跟着妈妈回到了熟悉的城市。
回到老家，她不想再做站柜台的导购，努力想找一份“听起来”好一点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