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7年深秋的苏州，梧桐叶在棉纺厂后街的青石板路上积了薄薄一层。庄家的煤炉“突突”冒着蓝火，庄红英正用铁钳夹着蜂窝煤往里塞，袖口沾着洗不净的煤灰。
“英子，把这筐纱锭给前院林家送去。”母亲从屋里探出头，鬓角别着根磨得发亮的银发针。庄红英应了声，抱起竹筐时，辫梢扫过墙上泛黄的“农业学大寨”标语。
林家院里飘着草药味。林建国坐在小马扎上搓麻绳，右腿不自然地歪着——那是三年前在车间被机器轧的。他媳妇正给躺在竹床上的老太太喂药，见庄红英进来，忙用围裙擦手：“英子来啦？快坐，刚煮的糖粥。”
“不了婶子，我还得去车间换班。”庄红英把纱锭摞在墙角，“林叔，听说厂里要推荐工农兵学员？”
林建国手里的麻线突然绷断：“轮不到我们这些带伤的。你弟弟建军不是在乡下插队吗？要是能考大学……”话没说完就被媳妇瞪了一眼，他讪讪地低下头，继续搓绳。
巷口传来自行车铃铛声，吴家的二小子吴卫东骑着辆“永久”飞驰而过，车后座绑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红英姐，我哥从上海捎来的麦乳精！”他扯着嗓子喊，车辙在积水里划出两道白痕。
庄红英望着他消失在拐角的背影，心里泛起股说不清的滋味。吴卫东的哥哥吴卫国在铁路上当乘务员，听说上个月跑北京时，在火车上捡到个被遗弃的女婴，硬是抱着孩子跑完了全程。
换班时，广播里突然响起振奋人心的消息：恢复高考了。纺织车间的轰鸣声瞬间安静下来，女工们手里的纱锭“噼里啪啦”掉在地上，像撒了一地的星星。
“英子，你读书时成绩最好。”同组的王桂香拽着她的胳膊，眼里闪着光，“你弟弟要是回来参加高考，肯定有戏。”
庄红英的心猛地一跳。弟弟建军在苏北插队五年，去年冬天寄信来说，知青点的土坯房漏了雪，他半夜起来糊窗户，冻得手指肿成了胡萝卜。她摸了摸口袋里刚发的工资，三张皱巴巴的十元纸币，够买两本数理化自学丛书了。
下班回家的路上，她特意绕到新华书店。玻璃柜台里的《高中数学》被人翻得卷了角，穿中山装的店员说，这书刚到就被抢光了，要等下批得半个月。
“同志，能帮我留一套吗？”庄红英攥着衣角，声音发颤。
店员打量着她沾着棉絮的工装：“你要考大学？”
“不是我，是我弟弟，他在乡下插队。”
正说着，一个穿铁路制服的年轻人挤过来，手里举着本《物理习题集》：“师傅，这个还有吗？”他的帽檐压得很低，露出的下颌线绷得紧紧的。
庄红英认出那是吴卫国。上个月他带女婴回来时，整条巷的人都去看热闹，说这铁路汉子心善，给孩子起名叫“路路”。
吴卫国也瞧见了她，愣了愣：“红英姐？你也来买书？”
“想给我弟买套教材，没货了。”
“我这套物理是多余的，同事多买了一本。”他把书递过来，制服口袋里露出半截奶嘴，“给你弟弟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