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室门口那盏灯，惨白得像一张被水泡烂的纸。它悬在我头顶，光晕边缘模糊地融进周围浓稠的黑暗和消毒水刺鼻的气味里，晃得我眼前发花。每一次呼吸都扯着喉咙发痛，冰冷的空气钻进肺里，冻得我指尖都在抖。我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头，软塌塌地靠在冰凉的、带着无数细小划痕的金属椅背上，只觉得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气。
墙上的挂钟指针，每一次细微的“咔哒”声，都像一把小锤子，精准地敲在我的太阳穴上。十一点四十七分。这个数字，连同父亲在暴雨里被抬上救护车时那张毫无生气的、沾满泥水的脸，一起死死地烙在了我脑子里，烫得生疼。
“陈峻家属？陈峻家属在吗？”一个声音猛地刺破这片死寂的粘稠，像针一样扎过来。
我像被电击了一样，浑身一僵，猛地从椅背上弹起来。双腿灌了铅，又像是踩在棉花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朝那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挪过去。他的脸在惨白灯光下显得很模糊，只有嘴唇在一张一合。
“你父亲陈建国……”医生的话顿了一下，那短暂的一秒停顿，像一把钝刀，在我心口狠狠锯了一下，“……抢救无效。急性心梗。节哀。”
“节哀”两个字轻飘飘的，却像两记重锤，砸得我眼前猛地一黑，耳朵里嗡的一声，什么都听不见了。一股腥甜的味道直冲喉咙。世界天旋地转，急诊室惨白的灯光、医生模糊的脸、周围嘈杂又遥远的声响，全都搅成了一团混沌的浆糊。
“哥——！”
一声带着哭腔的尖叫，撕心裂肺地穿透了我耳中的嗡鸣。我猛地扭头。
走廊尽头，三个小小的、湿透的身影跌跌撞撞地冲进这片惨白的光里。十岁的大妹陈溪跑在最前面，头发全贴在脸上，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往下淌。她死死拽着八岁的小弟陈锐的手，陈锐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像只受惊的小兽。六岁的小妹陈芽被落在最后，小脸冻得发青，跑得踉踉跄跄，脚下那双我昨天才给她擦干净的小红雨鞋，在地上拖出沉重又无助的水痕。
他们像三只在暴风雨里被打散了窝、惊慌失措扑向唯一礁石的雏鸟，一头撞进我怀里。冰冷、湿透的身体带着雨水的寒气，重重撞在我同样冰冷僵硬的胸口上。巨大的冲击力让我踉跄着后退了一步，后背“砰”地撞在冰凉的墙上。那彻骨的寒意，瞬间穿透薄薄的T恤，直刺骨髓。
我下意识地伸出手臂，笨拙地、紧紧地环住他们三个。大妹陈溪的抽噎声闷闷地撞在我肋骨上，小弟陈锐的身体在我臂弯里筛糠一样抖着，小妹陈芽冰凉的小手死死揪住我胸前湿透的衣服布料，勒得我几乎喘不过气。他们的眼泪，冰冷的雨水，还有我脸上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湿热液体，全都糊在了一起，又冷又黏，腻在皮肤上。
我抬起头，视线越过三个湿漉漉的小脑袋，穿过急诊室敞开的门缝。里面，另一张病床上，躺着我的母亲。她蜷缩在白色的被单下，瘦小得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枯叶。从父亲被推进那扇门开始，她就再没发出过一点声音，只是那样躺着，眼睛空洞地睁着，望着惨白的天花板，仿佛灵魂已经跟着父亲飘走了。
一股巨大的、沉重的、冰冷的压力，如同实质的黑色潮水，无声无息地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瞬间淹没了我的口鼻。我张了张嘴，想吸一口气，喉咙却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死死扼住。冰冷，绝望，还有那排山倒海、无法逃避的责任感，沉甸甸地压下来，压得我每一根骨头都在咯吱作响，肺里的空气被一点点挤出去，窒息感扼住了我的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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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蝉鸣声嘶力竭，像是要把整个世界都烤化。空气黏稠得如同凝固的糖浆，一丝风也没有。我站在自家那扇油漆斑驳、露出底下灰白木头的门前，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却重逾千斤的纸。
市第一高级中学录取通知书。
鲜红的抬头，黑色的印刷体名字——陈峻，像烙印一样烫着我的眼睛。阳光从门楣的缝隙漏进来，正好落在那行字上，晃得人眼晕。我甚至能闻到新印刷品特有的、淡淡的油墨气味，曾经觉得那是梦想的味道，此刻却只感到一阵阵刺鼻的反胃。
厨房里传来哐当一声，是铝盆掉在地上的声音，紧接着是小妹陈芽带着哭腔的惊呼。我的心猛地一揪，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我甚至没看清自己手指的动作，只听到“嗤啦——”一声尖锐刺耳的撕裂声。
那声音干脆、决绝，像割断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
通知书在我手里变成了两半，然后又被我发狠地撕扯、揉搓，变成一堆皱巴巴、边缘锐利的纸屑。我松开手，那些带着我体温的纸屑纷纷扬扬地飘落，像一场小小的、绝望的雪，落在门口积满灰尘的水泥地上。
“哥？！”
身后传来一声难以置信的惊呼。我猛地回头。
大妹陈溪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后。她穿着洗得发白的旧校服，手里还拎着刚从菜市场捡回来的、沾着泥的几根蔫菜叶。她的眼睛瞪得极大，死死盯着地上那堆红色的碎屑，脸色瞬间变得比纸还白，嘴唇微微哆嗦着，像是不认识我，又像是看到了什么极其恐怖的东西。
她突然像疯了一样扑过来，膝盖重重砸在冰冷坚硬的水泥地上也浑然不觉。她伸出瘦小的、指关节有些发红的手，慌乱地、急切地去抓那些散落的纸片，试图把它们拢在一起，仿佛这样就能拼凑回那个被我亲手撕碎的、光明的未来。她的指尖都在颤抖，声音带着哭腔，破碎得不成样子：“你干什么！你疯了吗哥！这是…这是…粘起来！快粘起来啊！” 泪水在她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不肯落下。
我看着她跪在尘埃里，徒劳地试图拼凑那堆碎纸，喉咙里像堵着一块烧红的烙铁，又烫又痛，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厨房里，小妹陈芽的哭声断断续续，像一根细线勒着我的心脏。小弟陈锐在屋后玩泥巴的喊叫声也飘了进来。
我深吸了一口滚烫的空气，那空气灼烧着我的肺腑。然后，我伸出手，不是去捡那些碎纸，而是穿过陈溪瘦弱的肩膀，稳稳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沉重力量，把她从地上拉了起来。我的动作很轻，却异常坚定。
“溪溪，”我的声音干涩沙哑，像是砂纸摩擦过木头，每一个字都带着血沫的腥气，“以后…哥管你们。” 我的目光越过她惊惶含泪的眼睛，投向那扇光线昏暗的、充满了琐碎艰难和稚嫩哭闹声的门内，那里是我仅剩的世界，也是我无法卸下的重担。“咱家，以后我扛着。”
日子像一台磨损严重的旧石磨，沉重地、缓慢地、一圈又一圈地碾压着。磨盘下榨出来的，不是细滑的面粉，而是我熬干了的力气、被碾得麻木的神经，还有一层层积压在眼底、再也褪不去的灰暗。
白天，我是建筑工地脚手架上的一个黑点，烈日或者寒风，把皮肤烤成古铜又冻得开裂。沉重的钢筋硌在肩上，留下深红的印记，汗水流进眼睛里，又咸又辣。傍晚，卸下安全帽，胡乱扒几口冰冷的饭盒里粘成一团的饭菜，又得骑上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到处都响的破自行车，一头扎进油腻闷热的后厨，洗刷堆积如山的碗碟。冷水浸泡久了，手上的裂口又深又痛，洗碗水混着油污渗进去，针扎一样。深夜，万籁俱寂，只有一盏孤零零的节能灯陪着我，在狭小闷热的出租屋里，对着那台老掉牙的电脑，接一些别人挑剩下的、报酬微薄的线上录入或者数据标注的活。屏幕的光刺得眼睛生疼，脑子昏沉得像灌满了铅。
时间在我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二十多岁的年纪，眼神却像是被生活反复搓揉过无数遍的旧报纸，疲惫、浑浊，失去了年轻人该有的光亮。背脊在重压下过早地习惯性地微微佝偻着，像一棵被风沙常年侵蚀的树。只有偶尔在极度疲惫的间隙，眼神扫过墙上那张泛黄褪色的全家福，看到照片里父亲温和的笑容和母亲明亮的眼睛时，眼底深处才会掠过一丝极其微弱、难以捕捉的波澜，旋即又被更深沉的疲惫淹没。
家，这间不到四十平米、永远弥漫着廉价消毒水和食物混杂气味的出租屋，成了我唯一喘息的缝隙，也成了困住我所有野心的牢笼。我像一头被套上沉重枷锁的困兽，在钢筋水泥的冰冷森林里，日复一日地低头拉磨，只为了磨出那一点点维系四个生命不至于坠落悬崖的口粮。
我以为我在“扛”。用这副越来越不年轻的肩膀，用这双布满厚茧和老茧的手，用熬干了的睡眠和榨取殆尽的精神，死死地“扛”住这个家，让他们有饭吃，有学上，有个遮风挡雨的屋顶。
直到那天晚上，我拖着散了架似的身体，几乎是用最后一点意志力把自己挪回那个称之为“家”的门口。钥匙插进锁孔转动的声音都显得格外费力。门一开，一股异样的气氛扑面而来。没有往常锅里留着的饭菜余温，没有弟妹们做作业的沙沙声或低语。客厅里只开着一盏昏暗的小灯，大妹陈溪和小妹陈芽沉默地坐在破旧的沙发上，像两尊蒙着阴影的石像，脸色都绷得紧紧的。小弟陈锐站在屋子中央，低着头，双手死死地背在身后，脚尖不安地蹭着磨秃了边的水泥地面。
一种不祥的预感，冰冷滑腻，瞬间缠住了我的心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