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完美的证人
我，杨帆，在法庭上亲手葬送了自己
区法院刑事审判庭，穹顶高阔，国徽肃穆。空气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沉甸甸的湿意，压得人胸腔发闷。
我坐在辩护席上，深色西装熨帖得没有一丝褶皱，面前摊开着精心准备、反复修改了无数遍的辩护词，字字句句都浸透着我的心血，也浸透了我日益加剧的矛盾与挣扎。沈国栋坐在我身旁，穿着那身过于宽大、不合身的蓝色号服，像一只被抽去了筋骨的老兽。他的眼神里交织着深入骨髓的惶恐，和一丝残存的、对我这个律师儿子近乎本能的依赖，那眼神刺痛着我。
公诉人正在宣读起诉书，字字铿锵，如同重锤擂鼓，将父亲的行为定性为“在公共场所，漠视他人生命尊严的极端暴力”，指控其“主观恶意明显，手段粗暴，后果极其严重”。
我面无表情地听着，放在桌下的手却无意识地蜷缩起来，指甲深深陷入掌心，试图用这细微的疼痛来维持表面的平静。李正毅和王秀娟坐在对面的被害人席上，像两尊被时光遗忘、失去所有色彩的雕塑，只有王秀娟偶尔因极力压抑哭泣而微微颤抖的肩膀，泄露着他们内心那永不枯竭的、滔天巨浪般的悲恸。
“辩护人可以开始质证。”审判长沉稳的声音将我从那片悲恸的海洋边缘拉回现实。
我深吸一口气，起身。此刻，我是杨律师，我必须是我。
“审判长，公诉人指控我的当事人‘故意伤害’，其立论基础，缺乏对事发具体情境、以及情境对当事人心理影响的完整考量。”
我的声音在空旷的法庭里回荡，冷静，条理清晰，是我演练过无数次的状态，“当时车厢环境异常拥挤、嘈杂，双方因琐事引发对立情绪，我的当事人是在遭受对方刺激性言语，以及周围人群非理性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一时情绪失控，冲动之下……”
我引用了多条司法解释和过往判例，试图将“故意”那清晰而坚硬的边界，巧妙地模糊、稀释，导向“过失”或“激情犯罪”那相对灰色的、可供辩护的范畴。
我甚至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话术，巧妙地提及了“群体性舆论压力对个体行为的非理性催化作用”，将王翠兰、苏浅语等旁观者的言论，不动声色地描绘成点燃悲剧的助燃剂，试图为父亲的行为寻找一个外在的、可分担责任的“情境理由”。
沈国栋听着，灰败的脸上似乎恢复了一丝血色，那佝偻的腰杆也不自觉地挺直了些，看向我的眼神里，依赖之外，更添上了一丝浑浊的赞许和期盼。对面的公诉人微微皱起了眉头，似乎在评估我这套说辞的杀伤力。
一切，似乎都在按照我预设的、那条艰难却唯一的轨道，踉跄前行。我用理性的丝线，小心翼翼地编织着一张保护网，试图兜住我那正坠向深渊的父亲。
直到——
“公诉方申请出示一份关键证据，以正视听。”公诉人沉稳起身，面向审判席，“这是案发地铁车厢内的完整、未经剪辑的监控录像。该证据能够最客观、最直接地还原事发经过。”
审判长准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