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这年冬天，教室里的暖气烘得人昏昏欲睡，空气里弥漫着油墨和咖啡因混合的提神味道。同学们埋首在成摞的试卷里，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是这方天地里唯一的背景音。
林初夏坐在角落，面前也摊着习题，心思却早已不在此处。她的指尖在书页下方，无意识地摩挲着一本薄薄的、自己装订起来的册子。那不是习题集，是她几年来的“私货”——密密麻麻的拉片笔记、人物小传、还有一个个故事的开头。
北电的招生简章，她几乎能背下来。那条路，和她身边所有同学要走的路都不同，那是一座需要独自攀爬的险峰，一座名为“艺术”的独木桥。她知道，自己这个从孤儿院出来的孩子，想去闯那条路，在很多人看来是异想天开。但她必须去。
请假的理由，她只对班主任说是“家里有事”。陈妈妈知道她的志向，忧心忡忡却也只能支持。揣着攒下的、为数不多的钱，她第一次独自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硬座车厢里混杂着泡面和汗液的气味，她靠着车窗，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荒凉的北方田野，心里没有忐忑，只有一种近乎孤注一掷的平静。
北京的冬天，风像刀子。北电校园比她想象的要小，但那种无处不在的艺术气息和张扬的青春感，还是让她这个从小地方来的学生感到了无形的压力。候考室里，挤满了形形色色的考生。有穿着戏服吊嗓子的，有抱着吉他低声吟唱的，更多的是像她一样，沉默地坐在角落，嘴唇紧抿，眼神里既有渴望也有不安。
初试是笔试，命题写作。题目是 “边界”。
看到这个词的瞬间，林初夏怔了一下。边界？她的人生，仿佛处处是边界。孤儿院的围墙是一种边界，优渥家庭与她的出身是一种边界，甚至她灵魂里装着的两个世界的记忆，本身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最巨大的边界。
她没有时间去构思多么奇巧的故事。几乎是本能地，她写了一个关于“声音”的故事。一个在嘈杂的孤儿院长大、对声音极度敏感的女孩，如何通过一堵薄薄的墙，聆听隔壁盲人按摩师调收音机的频率，从而在心中构建出一个无比丰盈的、属于旋律和节奏的世界。女孩后来努力考上了音乐学院，而那位看不见的按摩师，则通过女孩的形容，“看见”了声音的颜色。
故事里没有激烈的冲突，只有一种安静的、跨越物理和认知“边界”的相互倾听与照亮。她写得很慢，字斟句酌，将自己对声音的理解、对孤独的体会、对温暖的渴望，都揉了进去。写完最后一个字，她才发现手心微微出汗。这不是她脑中任何一个现成的故事，却仿佛是从她骨子里生长出来的。
复试是面试。走进房间，面对一排表情各异的考官，她反而奇异地镇定下来。最坏的结果不过是退回原点，她没什么可失去的。
自我介绍很简单，提到孤儿院的经历时，她看到有考官轻轻点头。问答环节，问题比她预想的要犀利。
“你说你喜欢观察人，那你观察一下我们这几位老师，此刻在想什么？”一位戴着眼镜的女考官笑着问，带着点戏谑。
林初夏没有惊慌，她快速扫了一眼，目光真诚而非审视，然后轻声回答：“我猜，老师们坐在这里一整天，听了太多或激昂或忐忑的‘梦想’，现在可能更想听到一点……真实的东西。”
几位考官交换了一个眼神，没说是，也没说不是。
另一个考官问：“音乐和文学，你觉得在你未来的创作里会是什么关系？”
她想起无数个在孤儿院旧风琴前，用旋律安抚小明的下午，想起如何用节奏和情绪来讲故事。她回答：“音乐是情绪的直接波涛，文学是暗流下的礁石。好的故事，应该有波涛的韵律，也有礁石的重量。”
她没有引用任何高深理论，只是说自己的感受。但那份超越年龄的透彻，让她的话有了不一样的分量。
最后，中间那位一直没怎么说话、气质沉静的老者拿起她报名时附上的、那本薄薄的“创作札记”，翻了几页，问了一个最简单也最难的问题：“为什么想学编剧？”
无数个答案在她脑中闪过：为了安迪，为了生存，为了利用金手指……但她最后说出的却是：
“因为……有些声音，需要被更多的人听见。有些角落里的光，值得被看见。我想试试看，能不能成为那个传递声音和光的人。”
她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是从心里挖出来的。这不仅仅是答案，这是她对自己两世为人的一种交代。
离开考场，走在北电略显萧瑟的校园里，冷风一吹，她才感到一阵虚脱。她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她已倾尽所有。
回到那个南方小城，她重新扎进题海，准备文化课考试。日子恢复了表面的平静，直到那天，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件送到孤儿院。
她没有急着拆，而是拿着信，走到院子那架旧风琴边，坐了很久。然后，她小心翼翼地撕开信封。
专业考试合格证。
她的名字，清晰地印在上面。专业名次，很高。
那一刻，没有狂喜，只有一股巨大的、温热的潮水，缓缓漫过心脏，冲刷着这些年所有的孤独、坚持和隐忍。她抬起头，阳光透过光秃的树枝洒下来，有些刺眼。
陈妈妈和院里的孩子们为她欢呼，她却只是把那张纸轻轻按在胸口。
安迪，我好像……离你近一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