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晚，我扒着陈大姐家的窗台，暖黄的光从窗帘缝里漏出来，裹着女人哼的摇篮曲，黏糊糊地糊在我脸上。她抱着孩子轻轻晃，手掌拍在婴孩背上的力道，轻得像怕碰碎了什么——我盯着那只手，指甲修剪得整齐干净，指缝里没有泥垢，不像我娘的手，永远裂着口子，沾着柴灰，打在我身上时却重得能掀掉一层皮。
孩子的眼皮耷拉着，睫毛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呼吸匀匀的，像村口老井里的水，平静得让我心烦。凭什么？凭什么他能窝在人怀里，听着软乎乎的歌睡觉？我小时候，天没亮就得去拾柴，冬天冻得脚指头发紫，回来晚了还得挨揍，连句暖和话都听不到。这念头像根刺，扎得我太阳穴突突跳，怀里的刀柄被我攥得发烫。
我从窗户翻进去，玻璃碴子划破了手心，我没觉出疼。寒芒扫过脸时，女人转过头，眼睛瞪得圆圆的，嘴张着要喊，我伸手捂住她的嘴，刀尖毫不犹豫地扎进去。血涌出来的瞬间，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的，比摇篮曲响多了。她的身体抖得厉害，手却死死护着怀里的孩子，指甲抠进我胳膊上的肉里——她以为这样就能护住他？真是蠢。
她倒下去的时候，孩子动了动，小嘴撇了撇，要哭。我伸手掐住他的脖子，指腹能摸到他细弱的颈动脉，一下下跳得飞快。看着他的脸从红变青，再慢慢发紫，我忽然想起十岁那年，邻居家的狗追着我咬，我把它堵在柴房里，死死掐着它的脖子，直到它不再挣扎——那时候的快感，和现在一模一样。他们都得尝尝，被人掐着脖子，喘不上气的滋味。
我正要走，柴房那边传来“哐当”一声。是个老太婆，手里攥着个破瓢，眼睛瞪得像铜铃，转身就跑。我追上去，心里的火又冒了起来——又是这种眼神，和当年生产队里那些人一样，鄙夷、害怕，好像我是什么脏东西。我伸手抹过她的脖子，血喷在我脸上，热得烫人。她倒在地上，眼睛还睁着，死死盯着我，那眼神像根针，扎得我浑身不舒服。
我蹲下去，伸手把她的眼珠挖了出来，血淋淋的，在掌心里滑来滑去。血腥味钻进鼻子里，我深吸了一口，心里那股躁劲终于下去点。我用布把眼珠包好，塞进怀里——这眼神我得留着，让她看看，我现在想让谁死，谁就得死。
随后，我又重新回到里屋，看着地上的三个人，血慢慢流开，在青砖上晕出黑红色的花。我站在中间，听着自己的呼吸声，忽然觉得有点空——为什么杀了他们，我还是觉得不够？
“陈大姐，陈大姐，你搁家吗。”敲门的声音由急到缓，李大妈嘴里疑惑的嘟囔着“这么早就出去了……”我躲在门后，听见她的脚步声慢慢走远，嘴角勾了勾。他们永远都想不到，那个唱摇篮曲的女人，已经成了地上的一滩血。
夏天的太阳正烈，村落被太阳炙烤，所有人都在家里避暑。我趁着正午的热浪，背着帆布包绕出村子，脚下的土路烫得硌脚，怀里的眼珠隔着布还能感觉到一丝滑腻——这村子不能待了，得赶紧走，去下一个地方，找下一个“过得好”的人。
大门一直紧闭着，直到第三天一早，李大妈再次来到门前，看着依旧紧闭的大门，随着微微臭味传出，李大妈的不安也顿时袭来。她拿出手机拨通陈大姐的电话，直到音乐结束也没人接起，又拨通陈大姐儿媳妇的电话，同样没有响应。
“李大姐，你咋在这呢？”老村长慢慢悠悠从远处扯着嗓子喊道。
“你说这，真是的，我找他家有事，这都三天没见到了，难不成是偷摸都出去了？”
“这不，前几天他说有事出去，拜托我给喂喂鸡，我这脑子给整忘了，都三天没来看了，我看看鸡咋样。”老村长说着从口袋拿出钥匙，在李大妈的抱怨声中打开了大门。
门刚一打开，恶臭味就愈加浓烈。老村长赶忙小跑到鸡圈，“我滴娘哎，不会是鸡死了吧？”可鸡圈里只有蔫蔫的鸡，没见着死鸡的影子。这时，臭味顺着风往堂屋飘，跟过来的李大妈捂着鼻子嘟囔：“怎么越来越臭了？”她越走近堂屋，臭味越浓，鬼使神差推开未闭严实的堂屋门——趴在地上的陈大妈，周围黑褐色的血迹，瞬间让她尖叫着后退，被石子绊倒后，顾不上疼就往门外跑，连拉带拽把老村长拖出了院子。
“村长，死人了！我看见陈大姐死了，怎么办，现在要怎么办！”李大妈哆哆嗦嗦的声音发颤。
“别慌，我现在就报警，等警察来了再说。”老村长表面镇定，抖着的手却出卖了他，拨通电话时，指尖都在打滑。
“对，要报警，要报警……”李大妈失神地重复着，脸色惨白。
警车的鸣笛声刺破沈丘县盛夏的燥热，黄泥土路上扬起的尘土裹着警戒线，将陈大姐家的小院围得密不透风。法医戴着白手套蹲在堂屋地面，镊子夹起一块染血的碎布，在强光下仔细辨认——布料边缘粗糙，和前几起命案现场遗留的纤维纹路完全吻合。
“死者三名，陈桂兰（陈大姐）、其儿媳王秀莲、两岁孙子小宝，颈部均有锐器伤，小宝颈部有扼痕，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在三天前夜里。”法医起身摘了口罩，声音沉得发闷，“后院柴房发现第四名死者，是陈桂兰的婆婆张老太，眼球缺失，现场有拖拽痕迹，和鲁山那起案子的手法太像了。”
负责此案的刑警队长赵东攥紧勘查记录，指节泛白。从2000年9月沈丘县那起灭门案开始，豫皖鲁冀四省接连曝出20多起农村入室杀人案，受害者多是熟睡的村民，凶手用刀用锤，手段残忍，还对女性受害者施暴，却只抢少量财物——这作案模式，和公安部督办的“连环杀人案”完全对上了。
“赵队，李大妈和老村长的笔录出来了。”年轻警员快步递上文件夹，“李大妈说案发前三天下午见过陈大姐，当时陈大姐说要去村口接回娘家的儿媳；老村长回忆，案发前一天傍晚，看见一个穿灰布褂子、背旧帆布包的陌生男人在村头转悠，问他找谁家，那男人支支吾吾说找‘远房亲戚’，看着贼头贼脑的。”
赵东立刻翻到笔录里的肖像描述：身高一米七左右，瘦脸，颧骨高，眼神阴鸷，左手食指少了半截——和警方掌握的连环杀人案凶手画像分毫不差。他猛地抬头，对着对讲机喊：“通知周边县市派出所，重点排查近一周内的流动人口，尤其是穿灰布褂、背帆布包的，发现符合特征的立刻扣下！联系市局技术科，把现场提取的指纹、毛发和基因库做比对！”
法医很快传来消息：现场遗留的血迹除了四名受害者，还有第五人的微量血迹，大概率是凶手作案时不小心划伤留下的；柴房墙角的泥土里，发现半枚带铁锈的鞋印，尺码42码，和之前安徽亳州命案现场的鞋印一致。
李大妈坐在警车里，双手仍在不停发抖。她想起案发前一天傍晚，路过陈大姐家后门时，隐约听见院里有压低的争吵声，当时以为是婆媳拌嘴，没敢多听就走了。“早知道……早知道我就多问一句……”她捂着脸哭出声，眼泪混着尘土，在脸上晕出一道道黑痕。老村长蹲在警车旁抽着旱烟，烟杆抖得厉害，嘴里反复念叨：“那鸡……那鸡要是早喂了，我早发现不对劲了……”
三天后，技术科的比对结果出来了——现场血迹的DNA，和杨星1990年因盗窃入狱时留下的档案完全匹配。赵东立刻带队赶往河北沧州，和当地警方汇合。此时的杨星，正躲在沧州郊区的废品回收站里，靠着偷来的几十块钱过活，他留在沈丘县小院里的那滴血，已成了指向他的铁证。
11月3日凌晨，废品回收站的铁皮屋被警方团团围住。当赵卫东带着警员踹开门时，杨星正蜷缩在角落里睡觉，帆布包里还装着一把带血的匕首——那是从陈大姐家抢走的，刀刃上的血迹早已发黑。面对警察的强光手电，他没有反抗，只是抬起头，眼神空洞地看着天花板，嘴角甚至勾起一丝诡异的笑：“终于……找到我了？”
审讯室里，杨星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当被问到为什么要杀害陈大姐一家时，他歪着头，声音沙哑：“那天晚上，我看见那女的抱着孩子唱摇篮曲，烦得慌——我小时候，我妈从来没那么对过我。”他顿了顿，又补充道，“那老太婆看见我就跑，跑得真慢……她瞪我的眼神，和当年生产队里那些人一模一样，我就把她眼睛挖了。”
他说起自己的童年，枯瘦的手指猛地攥紧，指甲深深嵌进审讯桌的木纹里，指节泛出青白色，声音里淬着化不开的寒意：“河南农村那破土坯房，漏雨漏风，我爹喝药死了之后，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那哪是看人的眼神？跟看路边的野狗似的，嫌我碍眼！”
“分宅基地的时候，邻居仗着家里人多，直接把我家的地抢了大半，唾沫星子喷我脸上，骂我是‘没爹的野种’，说我不配占着地！”他突然抬高声音，喉咙里发出类似野兽嘶吼的闷响，左手那截缺失的食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我娘拉着我去说理，他们把我娘推倒在泥里，还把我刚缝好的布鞋扔到粪堆里，笑我穿露脚趾的鞋，笑我连口饱饭都吃不上！”
“凭什么？”他猛地拍向桌子，桌上的笔录纸被震得飞起来，眼神里烧着疯狂的火焰，“凭什么他们能住不漏雨的砖房？凭什么他们的孩子能背着新书包上学？凭什么我就得被人踩在脚底下骂？我不甘心！我恨死他们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恨所有笑得出来、过得比我好的人！”
他喘着粗气，胸膛剧烈起伏，嘴角扯出一个扭曲的弧度，带着几分自嘲，又满是怨毒：“坐牢那两年，我天天在牢里想，凭什么我受苦？凭什么他们能好好活着？我就发誓，出去之后，要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欺负过我的人，都尝尝我受过的苦——让他们也尝尝家破人亡的滋味，让他们也知道，被人踩在脚底是什么感觉！”
可他口中的“报复”，终究没分清谁是曾经的欺凌者，谁是无辜的过路人——就像沈丘县陈大姐一家，从未见过他，从未对他有过半分恶意，却成了他泄恨刀下的冤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