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论

第三章 伪装阴谋

如果历史充满了无数确定或不确定的阴谋案例的话，那刚刚过去的一百年提供的案例最多。20世纪充满了那些佯装攻击或人为操纵的军事事件，因此认为21世纪初九一一事件同这些案例在手法上如出一辙的主张也就有理可循了。

第一节“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

现代版阴谋思维中经常讨论的主题就是，战争通常都是由佯攻或设计好的滔天罪行触发或引导出来的。或许讨论最多的就是九一一恐怖袭击，但1941年的珍珠港偷袭可能是较早的典型案例（见下文）。然而，再往前看，就是1915年“卢西塔尼亚”号沉没这一案例了。正如我们所见，这种有争议的事件似乎常常会涉及海事活动。

1915年5月7日，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载有约2000名游客的英国远洋邮轮“卢西塔尼亚”号在从美国返回到英国利物浦的途中，此时正经过爱尔兰南部海域。下午2点10分，德国的U型潜水艇发射的鱼雷击中了“卢西塔尼亚”号，船上旅客在惊慌失措中涌上了救生艇。当时秩序极为混乱，18分钟之后，只有764名游客幸存下来，而阴谋论

邮轮则消失在大海之中。被击中后，邮轮上电力随即中断，妇女、儿童，还有很多高官都没来得及逃生就被困在黑暗的走廊和船舱中。

沉船在国际上引起极大的愤慨，德意志帝国成为邪恶的象征，国际社会一致认为，一定要彻底击溃正在沿西欧一线挖战壕的德国。不久，印有一对被困水底母子图像的海报见之于众，海报上仅有两个字：“征兵”。这是寻求战争支持的最好宣传工具，很快原先犹豫不决的美国加入了战争。这看起来很公平，那些对平民犯下的暴行，尤其是对手无寸铁民众的杀戮，连最起码的提醒都没有，确实让人不齿。那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卢西塔尼亚”号沉船却成为阴谋论关注的焦点呢？

如果意识到“卢西塔尼亚”号事件宣传的重要性，那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认为它不仅仅是巧合。许多阴谋理论家认为在战争初期发生这样一个敏感事件，会使冲突升级加剧，会成为改变世界新秩序格局的重要之举（见第八章）。

官方的立场是，“卢西塔尼亚”号仅仅是一艘载有平民的邮轮，但有人则指控这艘船实际上满载炮弹和烈性炸药，目的地是欧洲。这就使其成为德国U型潜艇的目标，注定将有超过半数的无辜乘客葬身鱼腹。虽然“卢西塔尼亚”号邮轮上有大量的步枪子弹和其他小型的军火，但至今对于该邮轮上是否存有弹药的争论仍未有定论，至于是否存在大量的炸弹已无从考证。德国的记录是，潜艇U–20只发射了一颗鱼雷，然而许多幸存的目击者说听到有两次巨大的爆炸——间隔时间很短。如果只发射了一颗鱼雷（当时是这样认为的），那么是什么导致了第二次爆炸，并使“卢西塔尼亚”号船体解体？人们普遍认为，与堆放在货舱不具有爆炸性的步枪弹药相比，这可能是更致命的证据，不过更多的正统观点则认为，邮轮上高压蒸汽发生装置的烟道导管爆炸致人死亡的可能性更大。

无论是哪种可能性，最重要的一点是，德国政府确信，这艘邮轮是用于秘密军事运输，而且在“卢西塔尼亚”号尚未离开美国时，德国政府就下令，将其作为一个监视目标。德国大使馆注意到当时船上有几个德裔美国人，并对其发出了危险的警告信息：打算乘坐大西洋航线的旅客请注意：目前德国及其盟友与英国及其盟友正处于战争状态……乘坐英国船只穿越战争地带的旅客……处境危险。

在“卢西塔尼亚”号起航前，德国至少在50家美国报纸上刊登了这则消息。然而，也许很有意思——一些说法认为是由于由于美国国务院的干扰——没有一份报纸引起人们的关注，大多数乘客出发时兴高采烈，根本没有意识到，在战争时期，载有平民的邮轮将会受到攻击。在被鱼雷击中时，人们意识到了战争的规则突然改变了。

阴谋论观点认为，德国政府已经接到密报，“卢西塔尼亚”号载有大量的爆炸物，最终是要对付德国，所以他们使用U–20迫使其现形。通过观察，人们提出了更多怀疑，可以确定的是，在“卢西塔尼亚”号邮轮从纽约出发的时候，它并没有接到无线电台关于危险的警告，当时有23艘英国船只遭到袭击（3艘沉没）；而“卢西塔尼亚”号邮轮当时正经过相同的海域——爱尔兰南部海域。它并没有偏离航线以躲避危险区域可能来自敌人的攻击，更没有高速航行，如果船长知道周围有危险的话，他就不会这样做了。“卢西塔尼亚”号最后一次航行中和海军部交往的记录如今已被列为机密，这只能更让人联想到阴谋。

将所有这些都斥为“无能”、混乱不堪，或情报不准吗？这些解释通常都不具有说服力，但却十分有效（如九一一事件和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灾难）。然而，正如“卢西塔尼亚”号邮轮莫名其妙地进入危险区域这一事实一样，同样真实的是它的护航舰“朱诺”号神秘撤离了，据说撤退的命令是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发出的——这不得不使人联想到一系列奇怪事件。仅仅两个月前“卢西塔尼阴谋论

亚”号邮轮初次航行，在接近英国水域时，有三艘军舰护卫。而在“卢西塔尼亚”号邮轮沉没当天，“朱诺”号却离奇失踪，这无法解释，因为根本不是什么“无舰队可用”，当时在米尔福德港至少停泊着四艘护卫舰。

很多寻求历史真相的人认为，丘吉尔不能被视为这个国家的英雄，他在挑起重塑“世界新秩序”的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丘吉尔有没有主宰“卢西塔尼亚”号的命运已无从知晓，但有记录清楚表明，非军事船只沉没的悲剧使战争向他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这让丘吉尔非常高兴。1915年2月12日，丘吉尔在给商业公会主席沃尔特·朗西曼信中这样写道：为了将美国卷入对德战争，至关重要的是要将中立国的船只引向我们的海岸，……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需要这样的船只，越多越好，如果有船只陷入麻烦，很好！①因此，船只遭到攻击对于丘吉尔来说是将美国拖入战争的最好诱饵。但这会公开威胁到本国船只的安全吗？对阴谋论持批评意见的人认为，该信件直接针对的是中立国船只，而不是英国；而且，他们还质疑说，这位出了名的政治赌徒会如此热切期待自己国家的船只遭到鱼雷的攻击？不过这样的想法肯定在他脑海中出现过。历史表明，连我们委以生命去信任的人也认为，危急时刻的“必要牺牲”常常是合情合理的。纵观历史，不管是谁应该对“卢西塔尼亚”号邮轮的沉没负责，它的安全受到蓄意破坏的说法都很难被完全驳斥。很明显，英国和美国领导人事先肯定知道这个事件会引发可怕的冲突。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官方的说法是，美国一直热衷的是“置身于大战之外，直到其国民受到攻击的那一刻才被迫卷入战争”。然而，经验丰富的真相探索者则认为“脚本”其实早已写好（正如新美国世纪计划预测九一一事件那样），这个脚本旨在创建一个“世界政府”，他们还认为这些事件绝不是什么偶然发生。“卢西塔尼亚”号事件发酵时期，有人记录下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一个高级政策顾问——陆军上校爱德华·曼德尔·豪斯，与英国的外交部长爱德华·格雷之间的一次对话，格雷问道：如果德国人击沉了一艘载有美国游客的邮轮，那美国人会有些什么做法呢？

豪斯这样答复：

我确信愤怒的火焰会席卷整个美国，这足以将我们带入战争。

显而易见，如果这种事情出现，可能很快会导致冲突发生，上述如此肯定的答复暗示有些事情已心照不宣。

有些人暗示，有关“卢西塔尼亚”号还有另一种可能，船也许是被英国部队自己发射鱼雷击中的。如果考虑到阴谋论历史上其他的无耻时刻，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但在这个案例中似乎不太可能。既无告密者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拿出来支持这种说法，而且来自发射船U-20的记录也清楚地表明德国海军应该对袭击负责。

但值得怀疑的地方在于，“卢西塔尼亚”号邮轮出现的位置，使它容易受到攻击，却没有护航，它像是为了某个更大的目的而出现在那里的牺牲品。在一个对受害者漠不关心的更大的游戏中，人被作为简单的棋子而被牺牲掉了。

第二节 珍珠港事件

在接下来的一轮全球冲突中，很多怀疑者认为，1941年12月7日，日本竟能成功偷袭美国在夏威夷的珍珠港海军基地，这本身就是一个阴谋。与“卢西塔尼亚”号情况相似，这个事件也有被操控的痕迹，它又一次让“不情愿参战”的美国积极投入到战争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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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美国政客们很清楚，如果对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战争行为做些挑衅的话，与日一战迟早会来。这就包括1941年初禁止石油出口日本，以及其他有助于触发战争的一些做法。

官方认为，敌人首先会在菲律宾开始行动，因此美国人对于日本竟然选择偷袭珍珠港诧异万分。不过多年积累的证据——包括对情报和日本传输密码的解密——表明，当时如果给夏威夷提供更好的保护措施的话，完全可以避免。公众已经广泛意识到这次致命攻击乃为蓄意默许，这已不只是阴谋了——这让爱国人士非常愤怒。

众所周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被阴谋论研究者们认为是“世界新程序”另一个主要倡导者——渴望加入到打击日本及其欧洲纳粹盟友的战争中去，但却面临内部的政治阻力。许多美国人在德国有重要的商业利益，而且不相信德国在战争中会失败。而日本偷袭珍珠港使近2500名美国军人丧生，损失极为惨重，18艘军舰、200多架飞机被毁——这很快就促使美国人参战了。

即便是在当时，也有一些观察家认为这个事件人为操纵的可能性很大。偷袭后的那段时间里，海军中将弗兰克·E.比蒂这样写道：12月7日之前，很显然……我们正在把日本逼向死角。我想正是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想让我们卷入战争，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我们不参战，盟军就无法获胜，但我们迫使德国人向我们宣战的所有努力都已徒劳；而且我们给日本开出的条件非常苛刻——比如说，让其撤出中国——我们知道日本是不可能接受的。我们对日本逼得太紧，我们应该知道它会反抗美国。日本人所有的军事准备都是冲着这一点而来。②所以当时偷袭发生的政治环境就是这样，再清晰不过。问题在于，为何能准确地将珍珠港定为行动地点？关于这一点，争论仍在继续。就当时掌握的线索来看，人们很难相信，美国的情报部门竟得出珍珠港不可能遭袭的结论。还有引起争论的就是，那天美国舰队最好的战舰都不在夏威夷，就好像特意躲避轰炸一样，尤其军事怀疑论者强烈质疑这一点。不管细节如何，很显然，正如一战中丘吉尔那封关于中立国船只遇到险情的信件一样，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有所作为的罗斯福只不过在等待反击的机会，尽管他的副手声称这样的机会来得比预料的要困难。关于总统的反应，他的行政助理乔纳森·丹尼尔斯写道：打击的损失比他期望的要重……但是风险还是有回报的，即使遭受这些损失也是值得的。

这段话本身就明确表明，尽管官方从未公开宣布过，这是一次受期待的挑衅，以便他们采取行动。从很多其他的军官的评述看，可能很多知情者都已经知道这次打击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了。海军中将利比这样写道：我至死都认为是罗斯福下令让这次偷袭发生的，他肯定知道一切。

当然，在战争时期，总会存在迷惑，总需要向敌人隐藏情报。但从大量像珍珠港事件这样的例子可以看出，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他们会反复使用“战争迷雾”手段，这些手段是具有一些战略目的，但却牺牲了大量人员的生命。可一些人认为，在危急时刻做这样的牺牲是必要的。然而，这其中的底线在哪里？表面上正义凛然的一方采用这种做法，难道不也同样面临着越过底线变成法西斯主义的风险吗？利用人们对类似珍珠港偷袭事件的愤慨来获取支持（用公众安全的名义排除对集权政策的反抗），同样类似的一些事情在20世纪40年代可能已经提升了欧洲敌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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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会纵火案

在第二章我们已经看到罗马时代统治者是如何利用民众对可疑大火的愤慨来镇压叛乱、煽动迫害的——而且不止一次——一方指责另一方纵火，1666年的伦敦灾难情况也很相似。20世纪30年代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索取了大量赔款，这给德国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幻想破灭，生活极度贫困。这却给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提供了条件，法西斯主义者解决问题的方式浅显易懂，抨击时政言辞犀利。果然，到1933年，集幻想破灭的老兵、被判刑的暴动者、反犹太分子、自封为国家的救世主等各种身份于一身的阿道夫·希特勒，带领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在执政联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开始时他仍没拥有终极的权力。让纳粹走上至高无上权力顶峰的是掩藏在军国主义和社会秩序华丽外衣下的无情恐吓：希特勒在同年的一月宣誓就任总理。但是，纳粹党期望通过《授权法》，规定总理可以不通过议会自行制定规章代替法律，这将使总理具有凌驾于德意志帝国国会之上的绝对权力，不过这也遇到了正义力量的阻挠，尤其是共产党的反对。《授权法》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能生效，如果没有事件催化的话，对于只在国会中持32%议席的纳粹党来说，要想通过这个法案是很困难的。然而，一次意外事件却使该法案轻而易举地得以实现。

1933年2月27日凌晨，柏林的德意志帝国大厦发生了一场火灾。

大火很快吞噬了大厦的主体结构并造成了严重破坏。在建筑物内部，警察逮捕了荷兰共产党人马里努斯·范·德尔·卢贝。很快，共产党四个主要领导人被逮捕。纳粹党的舆论宣传将情况定性为，纵火显然只是第一阶段，标志着共产党人想要威胁破坏国家稳定，颠覆国会。紧急法案几乎立即生效，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拘捕共产党人，本来就已经衰微的民主权利似乎一夜之间消失殆尽。共产党不仅被挤出内阁，同时也淡出政坛，这使得纳粹党赢得了其孜孜以求的地位。阿道夫·希特勒毫无阻碍地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绝对权力。

关于国会纵火案人们一直有疑问，它是纳粹党的阴谋操纵，还是共产党的密谋？如果残酷迫害不可避免，那为什么共产党要牺牲其在议会中的席位？事实上，现在“火烧国会大厦”成为让“受委屈”一方受益的阴谋手法的代名词，而且已经成为阴谋论的主题了。

对于这一切，尽管纳粹党臭名昭著，不太可能引起别人对他们的信任，但是却没有完全的证据表明他们对火灾负有责任。人人都知道了马里努斯·范·德尔·卢贝是纵火犯，虽然他这样做的确出人意料。大多数人都认为，他至少可能与纵火案有牵连。其他被告在审判后都无罪释放，而马里努斯·范·德尔·卢贝被判有罪并处以死刑。据在现场的一位英国记者说，希特勒视察被烧毁的国会大厦时，对于所发生的事情表现得很茫然，不知道这对德国来说意味着什么，而他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据说从电话中得知纵火消息的时候不相信是真的。这些人物生性狡诈，善于欺骗，他们这些表演也不能洗脱嫌疑，但至于是谁煽动这个事件，人们还是提出了很多疑问。

马里努斯·范·德尔·卢贝是支持纳粹的懦夫，还是只是一个孤独的持不同政见者？还是如纳粹官方所宣传的那样，是共产党一个不很明智、不善密谋的马前卒？据说，为了使火烧得更快更大，有一大群纵火犯肯定已经到了纵火现场，而且使用可自燃的燃烧弹。有些研究者认为，从现存于莫斯科的盖世太保档案中获取的线索表明，纳粹对大火负有直接责任，但有人持怀疑态度。假如这的确是一起伪造事件，当然也不一定就说明希特勒和他的亲信们会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如果这是阴谋论

“世界新秩序”始作俑者所为，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那纳粹党却不知不觉地成了密谋方案的受益者，这个方案旨在提升纳粹地位，让欧洲当时冲突的局面继续下去。不管是哪种说法，这场大火对于希特勒来说无疑都是礼物，他形容是“从天上来的神迹”。德国因此陷入长十多年的独裁统治而不能自拔。

有趣的是，尽管仍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总的来说，主流都认为纳粹应该对国会纵火案负主要责任。然而对于如九一一事件使用了类似的伪装的政治暴行的说法，尽管有更确凿的证据，仍被媒体嗤之为疯狂的妄想，当然这也是因为目前自由仍然存在诸多限制。而且社会受大众的“好人”和“坏人”标签的思维模式影响很大，因此我们也很容易受影响。

然而有时操纵冲突、引起世界大事件的潜在的密谋未必总需要事先计划。

第三节 美国“自由”号

1967年6月5日至10日，中东地区酝酿已久的紧张局势终于导致冲突发生，史上称为“六日战争”，以色列为冲突一方，埃及、约旦和叙利亚为另一方。以色列决定，与其被动等待，不如先发制人，发动空袭打击其阿拉伯邻国，这样可以让犹太人占上风，拖住敌人以确保胜利。然而，在众多关于战争的复杂争议中——至今仍然引起分歧——有个事件尤为突出，在阴谋论研究中也尤为显眼。这个事件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大多数寻求事件真相的人认为这是最具现代特点的一次伪装阴谋尝试。

1967年6月8日，战争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美国海军技术研究船“自由”号在西奈半岛北部的国际水域巡航。按官方说法，美国在“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地位，但尽管如此，它仍在监控战事进程。那天早上，几架以色列战机飞越“自由”号上空，船上所有人都认为其美国船的标志清晰可见。然而，大约2点钟后，这艘船突然遭到了以色列军队来自空中和海上的攻击——的确是武装攻击。先是幻影战斗机用各种致命的武器轰炸甲板——包括凝固汽油弹——随后三艘鱼雷船抵达该海域并进攻“自由”号。一开始“自由”号无法确定谁在攻击他们，而且这艘船没有配备大型武器，所以它只能用机关枪回击。但以色列发射了五颗鱼雷，其中一颗击中了船，洞穿了船上的研究室，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这艘船随后还受到炮火的攻击。幸运的是，“自由”号没有沉没，要不是另外四颗鱼雷打偏了，它肯定已经沉没了。

在这次意外事件中，34名美国船员死亡，171人受伤，船体受损严重。罪责无可推脱，以色列很快就向美国当局表示了道歉，声称这完全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接收到的情报让他们误以为“自由”号研究船是一艘埃及军舰，在局势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他们无法冒险，所以就果断采取了行动。以色列很快就有了补偿措施，而且两国开始举行了多轮外交。尽管很多美国高层军事人员和政要均表现出疑虑，总统林登·B.约翰逊还是很快就接受了以色列的道歉，而且还表现出想让整个事件尽快成为过去的意愿。有趣的是，约翰逊在后来的自传中，对“自由”号事件只是一笔带过；而让人不解的是，甚至事件伤亡数字与真实数字相比也大幅降低，好像在故意降低该事件的严重性。

然而，其他人不同意以色列提供的解释，尤其是“自由”号上幸存下来的大部分船员仍然相信，以色列军队肯定清楚地知道是艘美国船。阴谋论者一直认为这次袭击企图使局部战争升级为全面的国际危机，只不过是搞砸了而已。它是一次拙劣的尝试，企图升级当地的战争（如果是一次严重的战争），使其变成一次国际危机。不过，虽然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军方，普遍支持以色列人对事件的解释，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自由”号退伍军人协会却坚持认为这是伪装欺诈，并且一直要求做阴谋论

更彻底的调查而奔波。

大型军事冲突中经常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友军交火”的悲剧和灾难性的情报错误，那将“自由”号事件视为误伤案例会遭遇到哪些反对意见呢？

船员们认为以色列人肯定能识别“自由”号的美国船身份。事实是，在攻击发生前几个小时，以色列飞机做过几次低空飞行——飞机飞得很低，噪声将船上的设施震得沙沙作响。有些人说飞机飞过时看到飞行员甚至向甲板船员挥手。记录显示，清晰可见的美国国旗迎风飘扬，而且船上还有清晰的英文标记，这与阿拉伯字母截然不同，但以色列的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些。以色列的鱼雷艇，至少接近“自由”号时也应该意识到这不是一艘埃及的军舰。

可以确定的是，在攻击前至少有一位以色列飞行员报告说这是艘美国船，位于贝鲁特的美国大使馆拦截到了这一无线电信息——然而，以色列仍下令战机开火。以色列已经暗示，即使涉事的飞行员和海军船长知道船是美国人的，他们的情报可能没有及时告知指挥系统，因此未能及时阻止攻击，但这种说法受到了很多调查结果的质疑。

以色列空军常采用的一种战斗技术就是，应用信号干扰设备阻止目标的紧急信息传输。“自由”号船上的记录显示，在遭受攻击时也遇到这种情况。但只有敌方频率被精确锁定后，才能进行这种干扰，而这需要攻击前做大量的信号监测。美国海军的每一艘船为了防止干扰一直使用单独的传输频率，“自由”号船的传输频率事先一定被监听、分析而且被准确锁定了，否则不可能发生干扰。很多研究者都将这至关重要的一点看作证据，足以证明“意外”假说不能成立，以色列指挥官应该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在朝谁开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未对信号干扰的问题做出回应。

人们在其他方面也对官方的解释版本提出疑问，单就“自由”号巡航的速度也不可能被看作是一艘军舰。以色列情报部门据说比对了早晨低空飞行时侦察到的“自由”号船图像和国际军用舰船（简氏战斗舰艇）的数据。以色列声称其联系了在特拉维夫的美国海军武官核实“自由”号的身份，得知在该区域没有任何美国船只，因此认为攻击的必然是一艘埃及入侵者的船只。但是美国人却否认以色列曾有过这样的联系，似乎是有一方在说谎。这就让人怀疑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美国人中有股潜在势力，出于自身邪恶的目的希望“自由”号受到攻击（和“卢西塔尼亚”号一样），他们秘密操纵着“自由”号，使其陷入易受攻击的境地，要么是以色列人在说谎，以掩盖其纵容攻击的行为。

然而为什么以色列要对其忠实的盟友发起攻击呢？有好几种观点。一种假说认为，“自由”号搜索到的通信显示，以色列计划通过戈兰高地进入叙利亚，如果美国“自由”号无意中将这个消息泄露给叙利亚，那以色列就会失去偷袭的优势。证据表明，对戈兰高地的攻击（这是以色列人取得最终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越早越好，不过美国反对这一行动），本应该推迟到“自由”号研究船受攻击之后，这样攻击行动就可以不受监控如期进行。

另一种说法是，以色列人要屠杀埃及战俘，可能已经由以色列国防部队（IDF）当日在西奈半岛北部埃尔阿里什小镇上执行完毕，但以色列人急于隐瞒这一事件。这样的暴行——以色列国防部完全不承认——一定会激怒国际社会，因此以色列需要道义上的支持。“自由”号的无线电监控可能已经监听到了这个消息，因此非常有必要让这艘船保持中立，不参与其中。虽然大屠杀一直未被证实，也没有出现杀人凶手，但是2008年在相关区域却发现了埋有30具埃及士兵尸体的乱葬岗，这很可能就来自于1967年。

然而，“自由”号事件背后最让人难以释怀的一个观点是：这个事件通过击沉舰船吸引美国人的注意力，嫁祸于埃及，其中存在一种将局阴谋论

部冲突升格为反对埃及的国际化战争的企图。以色列要取得胜利，完全不需要外界的帮助，但“六日战争”中这个事件的影响远非如此，任何有损于敌手声誉的事情对于以色列的持久安全都不无裨益。

当然，不管是哪种说法，美国情报部门都是这一事件的受害者。然而，因为“世界新秩序”理论并未过时，一些人就认为这一事件是“氰化物行动”的一部分，这一行动的目的是悄悄扩充以色列的军事实力，让美国在中东有个更强的立足点，以阻止苏联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从这一观点看，“自由”号就是美国提供的必要牺牲品。据说，这个事件的初衷是要将苏联——而不是埃及——卷入其中，或许意在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还有一种反对的观点值得关注，如果让全球局势紧张是其真正动机的话，那从本质上看，这次攻击的确是场严重的失误。如果要执行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以左右世界舆论就需要更多证据了，比如船体完全被毁坏，无一人生还，这样才会使人对攻击者身份产生怀疑。可是，为什么“自由”号没有沉没，而且大部分船员还是幸存下来了呢？也许，以色列的飞行员对他们任务的真正目的已有怀疑，或者他们至少在怀疑这次任务的正当性，他们总不能将怒火发泄在他们的盟友——几乎是手无寸铁的美国人身上。为什么对一艘已经重创的研究船，五颗鱼雷中有四颗都没有击中它？是不是攻击中的漫不经心无意中使命令的意图打了折扣？如果攻击的确是打算让这艘船沉没以引发更大的反响的话，那可能是军事上的无所作为，也可能是前线士兵不情愿，让这个行动的效果大打折扣了。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这次行动仅仅是为了削弱“自由”号研究船侦测信号的能力，那打击力度应该有所节制才说得通。有人也可能说，以色列不应该采取这样极端的措施，而是可以向最亲密的盟友解释它的计划，但是，如果华盛顿不支持它制定的战略，那以色列就没有机会可言了。

不管攻击的最初目的是什么，其中肯定是有某种目的的。据“自由”号上的船员说，攻击机上什么标记也没有。幸存者说他们登救生筏时有鱼雷船攻击他们，企图将他们消灭殆尽，不过执行得似乎不彻底。但是，如果这些船只清楚地涂有以色列标志，这又说明不是每个参与攻击“自由”号的人在执行相同的计划——否则，为什么不将鱼雷艇伪装起来，并且将所有人都消除，让人和船永远消失在波涛之下，岂不更干脆？

不论是何种原因，没有摧毁“自由”号研究船，就说明肯定及时做了计划调整。有些人说因为需要重新规划“世界新秩序”，以色列此时就放弃了由美国人支持的入侵埃及的计划。

毫无疑问，在“自由”号神秘事件中仍然存在一些灰色地带。但是，很可能是某种形式的阴谋在起作用，除非你相信以色列人的说法，即这是一次不幸的失误。不过承认这种说法也就意味着你对很多难以解释的异常现象人云亦云。

尽管有约翰逊总统的默许，事件发生时，美国国务卿迪安·拉斯科显然不相信官方的结论，他写道：我对以色列的解释一直不满意。他们不断攻击，就是要击沉“自由”号，根本不是什么意外攻击或某个当地指挥官乱开火。我们通过外交渠道拒绝接受他们的解释，我至今也不相信他们的说法。这次袭击真让人忍无可忍。

许多其他官员也有类似的观点。随后美国海军军事法庭在袭击发生之后匆忙开庭，并草草做出结论，说这极有可能是一起“身份识别失误”的事件，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个听证会如果不是公然掩饰，那就是在隐瞒什么东西。大多数官方的质询未能找出一些关键证据，也没有听取以色列方面的陈述——这显然非常重要——也没有确定罪责归属，因阴谋论

此庭审毫无意义。

至于约翰逊总统，他首先要做的事似乎就是掩饰整个事件，即使在事件发生时也是这样。一些证据表明，约翰逊总统在听说“自由”号受到攻击时，就肯定地认为袭击者是埃及人，并且命令停泊在地中海军事基地航空母舰上的战机对开罗发动报复性攻击。后来才知道，这艘船没有沉没，而且无可置疑是以色列人该为袭击负责时，轰炸机才在最后时刻被召回。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这些做法便可做三种解释：一，事件发生一如官方版本描述；二，以色列觉得摧毁了“自由”号的监控能力后目的已经达到，并将其定性为偶然事件，或许因对美国打击埃及所带来的后果心存疑虑；三，在“伪装论”“世界新秩序”论看来，约翰逊正要加紧使冲突扩大化，这时却传来“自由”号研究船和它的船员没有完全消失的意外消息，这迫使他对计划做出快速调整。

不管怎样，现在看来，约翰逊对其国民的利益关注甚少，与拯救生命相比，他考虑更多的是不让以色列蒙羞。当“自由”号研究船遭到攻击，而且很可能是来自以色列“友军炮火”的攻击时，据说约翰逊总统封锁了营救命令，并命令已被调出增援研究船的飞机返航，似乎乐于见到“自由”号沉没得无影无踪。2003年进行的对该事件的一项独立调查中③，海军少将劳伦斯·盖斯引用约翰逊的话：我希望那艘该死的船沉到海底。不增援——召回所有战机。

劳伦斯·盖斯说还有一句话也是约翰逊说的，当时约翰逊让他告诉第六舰队指挥官，如果船沉了，他不“介意”：“我们不能让盟友为难啊！”

如果说有些回忆可能存在演绎的成分而不能完全相信的话，那么各种评论的态度则是明确的，这些评论表明：华盛顿显然很少有对“自由”号上的船员给予同情的，而这些幸存者显然已经成为外交上让人头疼的一群人了，因为他们对事件记忆犹新却又疑问重重。在无数不确定的东西中，阴谋论总是会清晰地揭示出让人沮丧的东西来，那就是欺骗性的权力博弈给人类带来的苦难。

有人说在冷战的顶峰时刻，也许是约翰逊迫不得已做出的艰难抉择，他担心这一事件可能存在激怒与美国紧张对峙的苏联的风险（如果美国起初认为是苏联搞的攻击的话）。莫斯科是以色列敌人的公开支持者，为其提供武器和情报，有些人甚至提出，苏联可以谨慎地加速推进“六日战争”进程，为他们提供基地，轰炸以色列在迪莫纳的核设施，只不过由于后来以色列很快取得胜利而没有这样做。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推测，这让“自由”号事件更加扑朔迷离。

非常像俄罗斯套娃，我们看到伪装指责中还套有伪装指责。这样的悬案很多，比如1898年的美国船缅因号的沉没，该船在古巴反对西班牙统治期间停泊在哈瓦那，结果却神秘爆炸了，造成超过270名船员死亡，并挑起了美西战争。有人说这就是一起简单事故，也有人说这船是西班牙人凿沉的。当然，还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是美国自己弄沉了该船，作为战争借口而已。各种说法猜测都能找到让人困惑的证据，这个悬案至今未解。但对于所有此类事件的分析的确揭示出一个不断重复的模式，让人很难轻易将它们视为巧合。

第五节 东京湾事件

尽管在细节上存在争议，“自由”号受攻击事件至少的确发生过。然而还有些大的冲突起于传闻，传说好像有攻击，事实却扑朔迷离。阿以冲突之前的1964年，越南战争爆发，紧张对峙演变为全面战争，北越军队随后攻击了美军在东京湾的驱逐舰。1964年8月2日，航空母舰“马多克斯”号和三艘鱼雷艇之间发生了一次规模不大但异常激烈的冲突，之后鱼雷艇被轻松击退。但在8月4日，第二轮更猛烈的攻击使阴谋论

约翰逊总统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公开轰炸越南北部的目标——尽管在同一天他已经正式知会苏联，无意使越南局势升级。由此战争爆发，双方都有成千上万人死于战场，这场战争使西方社会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并且使美国国内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大范围意见分歧。

然而现在普遍认为，那场触发一系列惊天事件的第二次东京湾事件压根就没有发生过。

这怎么可能？2005年解密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内部文件清楚地写道：事情并不像所说的那么简单；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那晚攻击根本就没有发生……事实上，河内的海军什么也没干，就是打捞了8月2日损坏的两艘舰船。

所谓声波定位错误和异常天气条件显然是为航空母舰“马多克斯”号和“特纳·乔伊”号向子虚乌有的目标开火寻找的借口。它可能会说，和“自由”号受到攻击一样，在紧急情况下，人们会原谅国家为防卫而采取的哪怕是鲁莽行动，而且有时重要情报来得总是很迟。但在这个案例中，他们很快就知道这的确是“搞错了”的情报几个小时之内就发到了华盛顿，完全有时间阻止这场战争。但是，如果需要战争借口的话，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冲突升级的脚步，即使是真相也不能。但约翰逊总统，这位曾经的和平主义者，对这些重要的信息置之不理，在全然知道真相的情况下签发了如下声明：此次袭击让人愤慨之至，全体美国人对南越人民和政府恪守承诺之决心比以往更甚。

声明发布不到两小时，轰炸就开始了。显然，战争需要借口。所以一旦借口找到，就是歪曲事实也无所谓，随后关注的便是战争迷雾了。直接的结果就是，开始是流言，但很快就被媒体充分歪曲，“东京湾事件”被大肆渲染成为邪恶的共产党人在公海发动先发制人攻击的证据。

甚至在当时就可以找到确凿的证据表明，“东京湾事件”根本就是个骗局，即便是有某个投机分子为偶然出现的军事错误承担了责任。围绕该事件的阴谋论研究在几十年里揭露出的真相中发现，被掩盖的事实与事件本身一样多。他们在被重新篡改过的信息——赤裸裸的谎言——左右下的公众舆论中，还原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

然而，有趣的是，对于由当局与其串通一气的媒体共同制造的骗局，民众的看法并不总是像一开始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可以轻易被左右。从近代历史上其他的事件也可看到，尽管官方不承认，普通民众当中仍会产生阴谋论者，我们将在以后探讨这一话题。

概 要

反对的声音

民众很难相信政府会为了政治利益将其国民置身于危险之中。

——受人爱戴的爱国精英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或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了引起敌方的行动真的愿意牺牲自己的舰船或军事基地？

——当然，只有像希特勒这样的暴君会考虑用伪装阴谋策略。

——美国“自由”号事件只是个异常情况下发生的令人遗憾的错误。

——而误传的“东京湾事件”可能也是在面对共产主义势力威胁时所采用的必要手段罢了。

赞成的声音

历史表明，政府，或者至少政府中的某些潜在势力，在政治需要时，确实存在有将人命当作牺牲品的记录。

——许多阴谋理论家认为，备受瞩目的政治家们的一举一动常常是更高层面的“世界新秩序”安排所决定的，在面临更高的目标时，允许阴谋论

他们抛开个人的顾虑。

——“自由”号研究船受到攻击，可疑迹象很多，几乎让人难以相信这仅仅是个偶然事件。

——东京湾假警报事件也显示了他们对真相和生命本身的无情漠视。

结 论

环绕在最近历史事件中的那些灰色地带——往往由于故意隐瞒所造成的——让人有理由相信，阴险的诡计会持续成为地缘政治格局的主色调，必要时哪怕是伪装阴谋策略也可被视为公平博弈。对于特定事件很难找到所谓的绝对证据，但其周围却存在有足够的线索让人看到阴谋的意图。

东京湾骗局事件本身说明了我们民选领导人的本质，说明在权力岌岌可危时他们会做些什么。或许民众太天真，他们一直天真地认为即便情况再危急，这些领导人也绝不会牺牲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