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再理会客厅里那对震惊到失语的母子，转身走进了书房。
“砰”的一声，我反锁了门，将他们的世界与我隔绝。
书房里很安静，只有我的呼吸声。
我走到书桌前，拉开最下面那个上了锁的抽屉。
钥匙转动的声音，清脆又沉重。
抽屉里，没有珠宝首饰，也没有私房钱。
只有一个厚厚的文件夹，和十几本大小不一的账本。
这是我十八年婚姻的全部证据。
我轻轻抚摸着账本的封面，指尖传来微凉的触感。
回忆如潮水般汹涌而来，带着咸涩的、令人窒息的味道。
十八年前，我带着对婚姻的憧憬嫁给了蒋志明。
婚礼前，我妈拉着我的手，脸上是挥之不去的愁容。
“清清啊，你弟弟要结婚，对方要二十万彩礼，家里实在拿不出那么多钱给你当嫁妆了。”
我那个重男轻女的家，最终只给了我五万块彩礼钱，剩下的，让我自己想办法。
蒋志明知道后，眼珠子一转，提出了一个“时髦”的建议。
“清清，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讲究男女平等，不如我们搞AA制吧。这样你也不会觉得亏欠我，我也不会觉得占了你便宜，多好。”
那时的我，因为原生家庭的亏欠，自我价值感低到尘埃里。
我天真地以为，AA制是新时代夫妻互相尊重的表现，是我不必依附他的证明。
我点头了。
这一点头，就是十八年的噩梦。
婚房的首付，说好是对半。
我拿出了我所有的积蓄，加上那可怜的五万彩礼，凑了十五万。
他也拿了十五万。
我当时还觉得他通情达理，直到两年后，我偶然发现，他的工资是我的两倍。
而房贷，每个月五千，他“大方”地提出，
他出两千五，我出两千五，不多不少，正好对半。
可房产证上，清清楚楚写着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我翻开第一本账本，上面是我用娟秀的字迹记下的第一笔账。
“2006年3月15日，物业费1200元，我支付600元，蒋志明支付600元。”
“2006年3月20日，水电燃气费358.4元，我支付179.2元，蒋志明支付179.2元。”
再往后翻，是密密麻麻的日常开销。
一袋米，一桶油，甚至是一包抽纸，一瓶洗洁精。
每次去超市，我都像个会计，拿着计算器，
小心翼翼地把属于“公共”的部分挑出来，然后各自付各自的。
有时候忘了记，回家还要对着购物小票一笔一笔地算。
心力交瘁。
家务，他也提出了AA。
他说：“既然经济上AA，那家务也应该AA。你做饭，我就洗碗。”
听起来很公平，对吗？
可事实是，我每天下班累得半死，还要冲进厨房，为他准备三菜一汤。
而他，吃完饭，把碗往水池里一扔，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等我催促他去洗碗，他总是有借口。
“等一下，我这局游戏马上就打完了。”
“今天太累了，明天一起洗吧。”
“哎呀，不就几个碗吗，你顺手洗了不就行了，那么计较干什么？”
最终，水池里的碗越堆越高，散发出馊味，
还是我看不下去，默默地戴上手套，一个个洗干净。
十八年来，他洗碗的次数，一个巴掌都数得过来。
我翻到账本中间，看到了一张被泪水浸泡过、字迹有些模糊的医院收据。
那是五年前，我因为急性阑尾炎住院。
手术那天，他象征性地在医院待了两个小时，
接到他妈的电话，说家里灯泡坏了，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按着止痛泵，看着天花板，眼泪无声地流淌。
出院结账，他拿出手机，准备给我转一半的医药费。
我看着他，心凉到了底。
“顾清，这医药费属于个人开销，按理说应该你自己出。不过我们是夫妻，我帮你承担一半吧。”
我没要他的钱。
我用自己的医保报销了大部分，剩下的，用我自己的积蓄付了。
我只是觉得可笑。
夫妻一场，连生病住院的费用，都要算得这么清楚。
这哪里是夫妻？这分明就是最冷漠的搭伙伙伴。
我也曾试图沟通。
可每次我提起AA制的不公，提起他推诿的家务，他总是那几句话。
“你娘家不就是这样对你的吗？你不是早就习惯了吗？”
“顾清，你一个年薪百万的经理，怎么还为这点小钱斤斤计较？能不能大度一点？”
“我们是夫妻，算那么清楚有意思吗？你这是不信任我！”
他用我原生家庭的痛来刺我，用道德来绑架我，用指责来搪塞我。
我渐渐地，不再说了。
我把所有的委屈和不甘，都变成了工作的动力。
我拼命工作，升职加薪，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强大，就能堵住所有人的嘴，就能赢得他的尊重。
我错了。
我的强大，在他眼里，成了他心安理得享受的资本。
他开始变本加厉。
家族聚会，他会炫耀我年薪百万，却在我给他父母买贵重礼物时，悄悄对我说：
“这钱你先垫上，回头我转你一半。”
可他从来没转过。
那些蒋家的亲戚，一边吃着我买的昂贵水果，一边用鄙夷的眼神看我，
仿佛我是一个靠着蒋志明才能活下去的高攀女。
而我的丈夫，蒋志明，从未为我说过一句话。
他默认了这一切。
我翻到账本的最后一页，上面只有一行字，是我昨天晚上写下的。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笔尖划破了纸张，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
我合上账本，眼中的痛楚被一股坚不可摧的锐利所取代。
这十八年的账，每一笔，都浸透了我的血和泪。
蒋志明，王丽，你们以为我是冲动行事？
不。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