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二日，清晨五点，天刚蒙蒙亮。
唐峻悄悄起身，怕吵醒隔壁房间的父母。他的行李昨夜已经收拾好——一个半旧的棕色皮箱，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就是那些跟了他四年的书：《资本论》《经济学原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还有那个爷爷给的牛皮纸信封，他把它藏在箱子最底层。
厨房里传来轻微的响动。唐峻走过去，看见母亲沈玉梅正在煮面条。昏黄的灯光下，母亲的身影显得格外瘦小。
“妈，您怎么起这么早？”
“给你做碗送行面。”沈玉梅没有回头，声音有些发哽，“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唐峻鼻子一酸。他是家中独子，从小在北京长大，最远只去过天津。这次要去千里之外的青石县，母亲心里的不舍，他懂。
“妈，我会常写信的。”
“嗯。”沈玉梅把面条盛出来，又卧了两个荷包蛋，“多吃点，路上要坐两天火车呢。”
父亲唐振邦不知什么时候也起来了，站在厨房门口：“东西都带齐了？”
“齐了。”
“那封信...”唐振邦压低声音，“除非万不得已，不要拿出来。你爷爷虽然写了，但更希望你能靠自己站稳脚跟。”
“我明白。”
唐振邦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上海牌手表：“这是我参加工作那年，你爷爷送的。现在给你。”
“爸，这...”
“拿着。”唐振邦把手表戴在儿子腕上，“记住，在基层，守时很重要。答应群众的事，一定要按时做到。”
晨光渐亮，胡同里传来送奶工的铃声。唐家这个小院，唐峻生活了二十二年，今天就要离开了。
“走吧，我送你去车站。”唐振邦提起皮箱。
“爸，妈，你们别送了...”
“要送的。”沈玉梅擦了擦眼角，“走吧。”
胡同里很安静，偶尔有晨练的老人经过。唐峻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熟悉的门牌号——东城区雨儿胡同七号。这里承载了他全部的少年记忆，而现在，他要走向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
公交车上，乘客稀稀拉拉。沈玉梅一直握着儿子的手，仿佛一松开就会失去什么。
“小峻，到了地方，要照顾好自己。天冷了记得加衣服，吃饭别省...”
“妈，我都记着呢。”
唐振邦望着窗外，忽然开口：“到了县里，少说多看。现在全国都在搞治理整顿，经济形势复杂，基层矛盾也多。你年轻，有热情是好事，但也要注意方法。”
“爸，您当年在县里工作时，最难的是什么？”
“最难...”唐振邦沉思片刻，“最难的是平衡。发展要快，但步子不能乱；改革要深，但稳定不能丢。尤其是贫困地区，群众期待高，财政能力弱，这个矛盾最突出。”
北京站到了。七月的车站广场，人头攒动。知青返城、学生分配、民工流动...改革开放十年，中国的人口迁徙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唐峻接过皮箱：“爸，妈，你们回去吧。”
沈玉梅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一定常写信...”
“我会的。”
唐振邦拍拍儿子的肩膀：“记住，你不仅是唐家的孩子，更是党的干部。到了基层，要把自己当成普通一员，不要有任何特殊思想。”
“我记住了。”
广播里响起列车进站的通知。唐峻拎起皮箱，汇入涌动的人流。走了几步，他回头，看见父母还站在原地，母亲在抹眼泪，父亲则挺直腰杆，朝他挥了挥手。
那一瞬间，唐峻忽然理解了爷爷那句话的含义——“不了解基层，就当不好这个家、治不好这个国。”
家是小家，国是大家。而要治大家，必须从小处做起。
绿皮火车缓缓驶离北京站。唐峻坐在靠窗位置，看着熟悉的城市天际线渐渐远去。他知道，从今天起，他的人生将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对面坐着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孙子。
“小伙子，去哪儿啊？”老者问。
“江阳省南州市。”
“南州？”老者眼睛一亮，“那可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我是南州人，在北京工作三十年，今年退休，带孙子回老家看看。”
“您对南州很了解？”
“太了解了！”老者的话匣子打开了，“南州有‘三宝’——茶叶、竹编、青石雕。可惜啊，这些年都没落喽。”
“为什么？”
“原因多了。”老者叹气，“交通不便，技术落后，市场打不开。我有个侄子在南州轻工局，他说现在乡镇企业难搞，国营企业更困难。难啊...”
唐峻认真听着。这些情况，他在学校也了解过，但听亲历者讲述，感受完全不同。
“爷爷，我们什么时候到家？”小男孩问。
“快了快了，明天晚上就到。”老者慈爱地摸摸孙子的头，又对唐峻说，“小伙子，你去南州工作？”
“分配到青石县。”
老者的表情变得复杂：“青石...那可是南州最穷的县。不过，”他话锋一转，“穷则思变。我听说新去的赵县长是省里派下来的能人，说不定能闯出一条路。”
列车在华北平原上飞驰。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农田，偶尔能看到村庄和工厂。改革开放十年，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区域差距也在拉大。这一点，唐峻在毕业论文中专门分析过。
夜幕降临时，列车员开始供应晚餐。唐峻要了份盒饭——米饭、白菜炒肉片、半个咸鸭蛋，两块钱。这在当时不算便宜，但对大学生来说还能承受。
吃饭时，他翻开父亲给的笔记本。第一页写着：
“1978年9月，我到河北平山县任副县长。第一天，办公室主任问我住县招待所还是县委宿舍。我说住宿舍。他说宿舍条件差，我说群众能住我就能住...”
父亲的字迹刚劲有力，记录着那个年代基层干部的朴素情怀。唐峻一页页翻看，仿佛看到了十多年前的父亲——同样年轻，同样充满理想，同样要去改变一方水土。
“1979年3月，春旱严重。我带队下乡抗旱，连续七天睡在田埂上。老农王大爷说：‘唐县长，你比我们农民还能吃苦。’我说：‘我不是来当官的，是来干事的。’”
“1981年5月，社队企业改革遇到阻力。部分老干部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我连夜写报告，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县委书记支持了我，改革得以推进...”
夜深了，车厢里安静下来。有人打鼾，有人小声聊天，有人望着窗外发呆。唐峻合上笔记本，心中涌起一股力量。
父亲能做到的，他也能。
不，他要做得更好。因为这个时代已经不同了——改革开放进入第十一个年头，农村改革取得突破，城市改革正在推进，市场经济元素越来越多。但同时，问题也层出不穷：物价上涨、腐败滋生、思想混乱...
治理整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唐峻理解中央的决策——经济过热需要降温，改革需要巩固，思想需要统一。但他更知道，在基层，这些大政方针需要具体化、本地化。
如何结合青石县的实际落实治理整顿？如何在控制通胀的同时保持发展？如何在坚持计划经济为主的前提下搞活经济？
这些问题，书本上没有现成答案。
凌晨三点，列车在一个小站停靠。唐峻睡不着，走到车厢连接处透气。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也在那里抽烟。
“睡不着？”男人递过来一支烟。
“谢谢，不会。”唐峻摆摆手。
“大学生？”男人打量着他。
“刚毕业。”
“分配工作？”
“嗯，去青石县。”
男人笑了：“巧了，我是青石人，在武汉做生意，回家看看。”
唐峻来了兴趣：“您觉得青石发展经济有什么路子？”
“路子？”男人深吸一口烟，“难！要啥没啥。我在武汉做服装生意，想回老家开个厂，可一打听，电都不稳，三天两头停。路更差，从县里到市里八十公里，要颠三个多小时。这条件，谁敢投资？”
“县里没想办法改善吗？”
“想啊，可没钱。”男人掐灭烟头，“赵县长来了后倒是想干事，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这次回去，就是看看有没有机会。毕竟，谁不想家乡好啊。”
天渐渐亮了。列车驶过长江，进入江南水乡。窗外景色为之一变——稻田、鱼塘、白墙黑瓦的民居，与北方的粗犷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天下午，列车抵达南州站。
唐峻拎着皮箱走下火车，热浪扑面而来。南方的湿热与北方的干热完全不同，空气中弥漫着栀子花的香气和煤烟的味道。
车站广场上挤满了人。拉客的、接站的、卖小吃的，喧闹而杂乱。唐峻按照指示牌找到去市委组织部的公交车。
车上人很多，唐峻站着，皮箱抵在腿边。透过车窗，他观察着这座陌生的城市——街道不宽，但很干净；楼房不高，但很整齐；人们的衣着比北京朴素，但脸色红润。
这就是他要工作的省份，这就是他未来可能长期生活的地方。
市委组织部在一栋五层的灰色建筑里。唐峻走进干部科时，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干事正在打字机前忙碌。
“同志，我来报到。”
女干事抬起头，接过派遣证看了看：“唐峻...青石县计委。等着，我找陈科长。”
不一会儿，一个头发稀疏、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走出来。这就是陈科长。
“燕京来的大学生？”陈科长上下打量着唐峻，“怎么想到来南州了？”
“组织分配，我服从安排。”
陈科长点点头，这个回答让他满意：“青石县条件艰苦，你要有思想准备。不过赵天民县长是省里派下来的得力干将，跟着他能学到东西。”
他拿出一张表格让唐峻填写，又开了张介绍信：“明天早上七点，运输公司有班车去青石。到了直接去县委组织部报到。”
走出组织部，已是傍晚。唐峻在附近找了家招待所住下。房间很简陋，但还算干净。他放下行李，洗了把脸，然后出门熟悉环境。
南州市区不大，两条主要街道呈十字交叉。唐峻沿着人民路走，看到百货大楼、新华书店、邮局、电影院...虽然比不上北京的繁华，但也设施齐全。
在一家小面馆吃了晚饭后，唐峻回到招待所。他打开笔记本，开始记录第一天的观察：
“南州城市规模中等，街道整洁，商业氛围尚可。但工业企业不多，从烟囱数量判断，工业基础薄弱。市民衣着朴素，但精神面貌较好...”
写着写着，他忽然想起爷爷常说的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是啊，他才刚到南州，对青石县更是一无所知。现在做的任何判断都为时过早。
窗外，南州的夜晚很宁静。远处传来火车汽笛声，悠长而辽远。
唐峻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上昏黄的灯泡。明天，他将前往那个只在文件上看到过的青石县，开始真正的基层工作。
兴奋？紧张？期待？不安？
都有。
但他知道，这条路必须走。不仅是为了家族的期望，不仅是为了个人的成长，更是为了那个在毕业论文中写下的理想——“探寻华夏区域协调发展的可行路径”。
而青石县，就是他的第一个试验田。
夜深了，唐峻渐渐入睡。梦里，他看见一片连绵的青山，山脚下是错落的村庄，村民们正忙着采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