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考的倒计时像悬在头顶的秒针，滴答催促着每个人。黑板旁的数字一天天变小，空气里弥漫着试卷油墨和咖啡混合的紧张气息。但每周六下午的花房时间，却成了这片紧绷中唯一柔软的缝隙。
他们依然带着作业来，在石桌上摊开书本，却默契地将前半小时留给“别的事”——苏晓练运球的基本动作，周小雨小声背英语短文，林树翻看他从图书馆借来的建筑图册。
而沈星，会在那架从学校音乐教室借来的旧电子键盘前坐下。
键盘很小，只有六十一键，音色单薄，和家里那架专业的钢琴无法相比。但沈星打开它时，神情是放松的。她没有带任何比赛曲谱，只带了一个自己手抄的小本子，上面是她从各种地方抄来的、简单却好听的旋律片段。
“今天弹什么？”周小雨问，合上英语书。
沈星翻着小本子，手指停在一页：“《城里的月光》，听我妈妈哼过，自己扒了和弦。”
她按下第一个和弦。电子键盘的声音在空旷的花房里显得有些脆，但旋律流淌出来时，带着一种未经雕琢的朴素感。她弹得很慢，偶尔停下来，换个和弦试试，觉得不好听就摇摇头重来。像是在摸索，又像是在游戏。
苏晓停了运球，靠着墙听。林树也从图册里抬起头。没有炫技，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是一段温柔的旋律，在冬日下午的花房里，和煤油炉细微的噼啪声、远处隐约的车流声混在一起。
一曲结束，沈星低头看着键盘，轻声说：“我妈妈说我弹的版本和原版不一样。”
“你改了吗？”林树问。
“嗯。原版的转调我觉得有点突兀，就改平缓了些。”沈星的手指轻轻划过琴键，“以前我不敢改谱子，老师说怎么弹就怎么弹。现在……好像敢了。”
敢了。这个词很轻，但落在其他三个人心里，却很重。敢不再追求完美，敢按自己的理解去诠释，敢在简单的旋律里找到乐趣——对沈星来说，这是比任何比赛奖项都艰难的胜利。
期末考最后一天，沈星在银杏树下等林树。雪后初晴，阳光照在积雪上，反射出细碎的光。
“我爸昨晚和我聊了。”她说，用脚尖在雪地上划着线，“他说如果我真的不再比赛，那以后学琴的费用，要我自己承担一部分。”
林树看向她：“你怎么说？”
“我说好。”沈星抬起头，眼神清澈，“我可以教小区里的小孩弹入门，或者帮音乐教室整理乐谱。我已经问过了，他们需要人。”
她顿了顿：“我爸有点惊讶，但最后点了头。他说……‘你知道自己要什么，就去做吧。’”
这话从沈建国口中说出来，几乎是一种认可。不是妥协，是承认女儿有了自己的方向和力量。
寒假开始那天，四个人在花房聚齐。学期结束的松弛感弥漫在空气里，连透过破屋顶照进来的阳光都显得慵懒。
“寒假什么计划？”周小雨趴在石桌上，脸贴着冰凉的石面。
苏晓掰着手指：“篮球集训两周，然后帮我爸的店铺盘点，他说给我算工钱。”
“我要陪妈妈做康复，”林树说，“她最近能自己走一小段楼梯了。”
沈星正在擦拭键盘：“我接了三个小学生，教他们基础指法和简单的曲子。每周一、三、五下午，每次两小时。”
“你喜欢教吗？”周小雨转头看她。
沈星想了想，嘴角弯起来：“喜欢。有个小男孩总是坐不住，但听到《小星星》弹出来时，眼睛瞪得圆圆的，特别亮。”她模仿那个表情，把大家都逗笑了。
“那你自己还练琴吗？”林树问。
“练。但不一样了。”沈星的手指在琴键上滑过，带出一串轻盈的音阶，“我现在练的是……怎么把一首简单的曲子弹出味道。怎么让《欢乐颂》听起来真的欢乐，怎么让《致爱丽丝》有那种温柔的感觉。”
她不再追求速度和难度，转而追求理解和表达。这是一种更内向、也更自由的探索。
花房的年夜饭定在腊月二十八。那天沈星特意去音乐教室，借来了一个稍大的键盘，声音饱满些。她说要给年夜饭配点背景音乐。
傍晚时分，花房被周小雨带来的小串灯和沈星剪的红色窗花装点出暖意。煤油炉上，林树带来的小锅咕嘟咕嘟煮着火锅底料，苏晓洗好的蔬菜水灵灵地码在盘子里。
沈星把键盘放在石桌一角，插上小音箱。她没有刻意演奏，只是在大家准备食材、聊天的间隙，随手弹一些即兴的片段。有时是几个和弦构成的简单循环，有时是一段熟悉的旋律变奏，音乐像无形的纽带，松松地系着这个空间里的所有人。
“这曲子好听，”周小雨正在串丸子，“叫什么？”
“没有名字，”沈星手指没停，“刚想的。可能就叫……《花房暖锅即兴曲》？”
大家都笑了。音乐从“作品”变成了“此刻”，从需要被评判的东西，变成了空气的一部分。
开饭时，沈星弹起了《恭喜恭喜》，古老的拜年歌，她改编成了轻快的爵士风格。苏晓跟着节奏用筷子敲碗，周小雨跟着哼，林树往锅里下肉片，热气蒸腾而上，模糊了每个人的笑脸。
“干杯！”四个杯子碰在一起，果汁摇晃，“为我们，为花房，为……为音乐不为比赛！”
那是沈星提的词。她说出口时，眼睛亮晶晶的，像放下了什么，又拿起了什么。
饭后，大家挤在煤油炉旁取暖。沈星关掉了键盘，花房安静下来，只有炉火的噼啪和远处偶尔的鞭炮声。
“初三下学期，”苏晓忽然说，“听说会很可怕。天天做题，周末补习。”
“我们还会来花房吗？”周小雨问，声音里有担忧。
“来。”林树说，“每个月一次也行。这里需要维护，不然又会坏。”
沈星点点头，手指无意识地在琴键上轻轻按着，没有声音，只是触摸：“我会带键盘来。累了，就来弹一会儿。弹给你们听，也弹给自己听。”
她不再需要舞台，不再需要评委。花房就是她的音乐厅，朋友们就是她的听众，雪落的声音、炉火的声音、大家的呼吸声，就是最好的和声。
离开前，他们在银杏树下发现了一个小铁盒，没有署名。打开，里面是四颗锡纸包的巧克力，还有一张纸条：“给花房的音乐家们——你们让这个冬天有了声音。”
巧克力在口中融化，甜中带一点苦，像这个年龄特有的滋味。
林树送沈星到楼下。她背着键盘，有点重，但背脊挺直。
“你爸爸……”林树问。
“他在家。”沈星说，“今天出门前，他帮我调了键盘的踏板。没说什么，但调得很仔细。”
有些和解不需要言语，只需要一个调踏板的动作，一句“你知道自己要什么就去做吧”，一顿没有质问的晚饭。
林树回到家，母亲还没睡，在灯下织毛衣——这是她最近重拾的爱好，织得很慢，但一针一线很扎实。
“回来了？”周文娟抬头，“玩得开心吗？”
“开心。”林树在她旁边坐下，“妈，沈星现在教小孩弹琴，自己也在学新的弹法。”
周文娟手中的毛线针停了一下，然后继续：“那很好。人找到自己舒服的方式，最重要。”
人找到自己舒服的方式。林树想着这句话，走到窗边。对面沈星房间的灯亮着，窗帘没拉严，能看见她坐在书桌前，不是练琴，也不是画画，只是在看书。温暖的灯光勾勒出她安静的侧影。
键盘靠在墙边，像个忠诚的伙伴，随时等待下一次对话。
林树想起今天沈星即兴弹奏的那些片段，不成曲调，没有名字，却充满了真实的情绪。那是一个十五岁女孩在摸索自己和音乐的关系，在寻找除了比赛和压力之外，钢琴还能是什么。
而答案，正在她每一次随心的弹奏中，一点点浮现。
雪又开始下了，细细的，在夜空中斜斜飘落。这个冬天，银杏树下不再有许愿的纸星星，但花房里有了不为什么而奏的琴声。对沈星来说，那或许是更珍贵的开始——
音乐不再是指向未来的箭，而是围绕此刻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