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卿平身。”光绪帝的声音带着一股刻意压制的沉稳，回荡在大殿中。
例行公事的奏对之后，话题逐渐的转向了朝鲜危局。出人意料的是，率先出列，以异常强硬姿态发言的，并非帝党，也非李鸿章，而是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
“皇上！”世铎手持笏板，声音洪亮，带着一种满洲亲贵特有的底气，“倭人无视我天朝谕令，悍然增兵朝鲜至万余众，其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朝鲜乃太祖太宗钦定之藩属，二百余年，恭顺有加，岂容倭奴肆意践踏？此非仅朝鲜存亡之事，实关乎我大清国体威严，关乎列祖列宗开创之基业！”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众人，尤其在李鸿章脸上停留一瞬，继续道：“臣等军机处合议，以为当此之际，退让一步，则倭人进逼十步！唯有立即增派北洋劲旅，火速入朝，与袁世凯部汇合，以泰山压顶之势，陈兵汉城、仁川，方能使倭人知难而退，保我藩篱无恙！具体方案，可令北洋大臣李鸿章，即刻抽调精兵八千至一万，配足枪炮弹药，由海路运抵牙山登陆，与驻朝我军形成犄角之势。”
世铎所言，条理清晰，方案具体，甚至考虑到了登陆地点和与现有驻军的配合。这番言论，与他平日里优柔寡断、遇事推诿的形象大相径庭。荣禄虽未直接发言，但肃立一旁，面无表情，显然对此是默许甚至支持的。
李鸿章心中顿时了然，同时也泛起一丝极其复杂的“欣慰”。这群满洲亲贵，平日里争权夺利、掣肘内耗是一把好手，但在真正涉及王朝根本利益、可能动摇其统治根基的外患面前，他们那源于马背民族尚未完全褪尽的强悍与务实本能，被激发了。他们比谁都清楚，朝鲜若失，辽东难保，京畿震动，他们赖以作威作福的江山就有倾覆之危。在这点上，他们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短暂重合了。
然而，就在李鸿章准备出列，附议并补充细节之时，丹陛之上，光绪皇帝却开口了，声音带着一种与他年龄不相符而故意营造的“沉稳”与“睿智”：
“礼亲王所言，虽有道理，然则是否过于操切了？”
一句话，如同冷水泼入滚油，让整个大殿瞬间骚动起来。众臣皆愕然抬头，难以置信地望向御座。
光绪帝仿佛很满意这种效果，继续缓缓道：“倭人增兵，或许确有不当之处。然则，两国交锋，尚且不斩来使，何况如今尚未至刀兵相见之地步？我天朝上国，礼仪之邦，岂能效法蛮夷，动辄以兵戈相向？朕意，应先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日本国发出正式严厉之照会，申明我朝严正立场，斥责其背信弃义、破坏东亚和平之行为，责令其限期将军队撤回至《济物浦条约》规定之数额。若其冥顽不灵，再议增兵不迟。如此，先礼后兵，方显我大清之气度，亦可使天下各国，明辨是非曲直！”
一番话，说得冠冕堂皇，引经据典，将“天朝上国”的虚架子端得十足。然而，在这剑拔弩张、战机稍纵即逝的关头，这番“先礼后兵”的论调，无异于痴人说梦，自缚手脚！
李鸿章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他彻底看清了，这位皇帝，不仅权力欲熏心，而且政治智慧极其幼稚，对国际政治的残酷性一无所知！他依旧活在那个“万邦来朝”的旧梦里，以为一纸照会就能吓退磨刀霍霍的强敌？
荣禄、世铎等人的脸色也变得极其难看。他们没想到，皇帝会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给出如此迂腐乃至愚蠢的指示。
“皇上！”刚毅忍不住出列，语气急切，“倭人凶顽，岂是区区照会所能吓退？此无异于与虎谋皮，空耗时日！待到照会往来，倭人早已在朝鲜站稳脚跟，甚至可能已煽动东学党酿成大乱！届时我再派兵，恐已失了先机，陷入被动啊！”
“刚子良！”光绪帝脸色一沉，语气不悦，“朕意已决！难道你要朕效那穷兵黩武之君，不容分说便擅启边衅吗？此事不必再议，着总理衙门即刻办理！”
一股无形的寒流，席卷了整个皇极殿。帝党官员面面相觑，不敢再多言；保守派勋贵们脸色铁青，却又无法公然抗旨；中间派则噤若寒蝉。一场原本可能达成共识、迅速反应的朝会，就在皇帝这脱离实际的“圣心独断”下，陷入了僵局和更深的忧虑之中。
李鸿章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心中那股因荣禄等人意外强硬而升起的一丝“欣慰”，早已被巨大的失望和紧迫感所取代。靠光绪帝？靠这满朝衮衮诸公？大清还有救吗？
就在北京皇极殿内上演着这出令人窒息的君臣奏对之时，数千里之外的上海外滩，一栋西式风格的豪华酒店会议室内，另一场关乎东北亚命运的外交博弈，正在紧张地进行。
会议由张佩纶以“北洋全权特使”的身份主持召开。与会者，赫然是在华拥有巨大利益的四大列强驻华公使：俄国公使喀西尼、美国公使田贝、德国公使绅珂，以及最关键的人物英国公使欧格讷。
会议室气氛凝重，雪茄的烟雾缭绕。张佩纶一扫平日文士风度，身着正式的官服，目光锐利，开门见山，将一份措辞强硬的外交声明，分别递交四位公使。
“诸位公使先生，”张佩纶的声音清晰而有力，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本人奉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中堂及我国皇帝陛下之授权，就目前朝鲜之危急局势，向贵国政府，并通过诸位，向国际社会，表明我大清帝国之最终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