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的正月刚过，山海关的风还裹着冰碴子，刮得人睁不开眼。奉军的军营里，却早已没了冬日的沉寂——三十辆“雷诺FT-17”坦克整齐地列在空地上，履带碾过冻土，留下深深的印记；五十门大口径野炮架在炮位上，炮口对准关内的方向，泛着冷冽的金属光泽；七万奉军士兵穿着崭新的灰布军装，背着“辽造19式”重机枪，正跟着德国教官进行最后的战术演练，呐喊声在山谷里回荡，震得积雪簌簌往下掉。
张作霖穿着一件旧军装（仍记着第一次直奉战的耻辱，未穿新军装），站在高台上，手里握着望远镜，看着训练场上的士兵，眼神里满是锐利。郭松龄走到他身边，递上一份《第二次直奉战作战计划》，语气沉稳：“帅爷，截至2月底，奉军整军已全部完成——陆军七个精锐师，共七万兵力，全部配备重机枪和山炮；装甲团三十辆坦克，可随时投入攻坚；重炮旅五十门野炮，射程比直系军远三里；海军三艘军舰已进驻营口港，随时可从海上封锁直隶沿海，切断直系军的海上补给；另外，咱们与孙中山、唐继尧、陆荣廷的反直联盟，已约定3月15日同时发起进攻，孙中山的革命新军攻江西，唐继尧的滇军攻陕西，陆荣廷的桂军攻湖北，咱们从山海关入关，直逼直隶，四面夹击，直系军必败！”
张作霖接过计划，手指在“山海关—唐山—天津—北京”的路线上反复划过，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好！子良（郭松龄字），这次咱们不再是莽夫打仗，要靠战术、靠装备，把吴佩孚那小子彻底打趴下，报第一次直奉战的仇！你再把入关的部署细化——谁打先锋，谁守粮道，谁负责牵制直系军的援军，一点都不能错！”
“已经细化好了。”郭松龄指着地图，逐一说明，“第一，吴俊升率领两万奉军，配备五辆坦克、十门野炮，作为先锋，从山海关正面进攻，突破直系军的前沿工事，打开入关通道；第二，我率领三万奉军，配备十五辆坦克、二十门野炮，跟进先锋部队，拿下唐山，切断直系军从唐山撤回东北的退路；第三，孙烈臣率领一万奉军，驻守山海关至唐山的铁路沿线，保障粮道和武器运输，同时防备直系军从侧翼偷袭；第四，沈鸿烈率领海军三艘军舰，从营口港出发，封锁天津港，切断直系军的海上补给，牵制天津的直系军兵力；帅爷您率领一万奉军，作为预备队，驻守山海关，若前线遇到困难，您立刻率军支援，咱们层层推进，争取一个月内拿下天津，两个月内逼近北京！”
张作霖点头，目光转向关内，语气坚定：“就按这个计划来！3月15日，准时出兵！让吴佩孚知道，我张作霖不是好欺负的，奉军也不是之前的乌合之众！”
而此时的北京，曹锟正坐在新华宫的总统宝座上，看着吴佩孚发来的“奉军即将入关”的密电，手指不停颤抖，之前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只剩下慌乱。高凌霨站在一旁，手里拿着直系军的兵力报表，语气也没了往日的笃定：“大帅，奉军这次来势汹汹，七万兵力，还有三十辆坦克、五十门野炮，比第一次直奉战时强太多了；而且反直联盟约定同时进攻，江西、陕西、湖北都要受敌，咱们的直系军，现在分散在直隶、河南、湖北、江西，共二十五万兵力，可真正能用来对抗奉军的，只有直隶的六万兵力，根本不够啊！”
“找吴佩孚！让他立刻率军来直隶支援！”曹锟猛地一拍宝座扶手，声音都变了调，“他是全国陆军总司令，守不住直隶，守不住北京，他这个总司令还有什么用！让他把湖北的兵力都调来，就算丢了湖北，也要保住北京，保住我的总统宝座！”
高凌霨连忙道：“大帅，湖北不能丢！陆荣廷的桂军已经在宜昌集结，要是吴佩孚调走湖北的兵力，桂军肯定会趁机拿下湖北，到时候咱们连退路都没了；而且江西的李纯，也在请求支援，孙中山的革命新军快攻到江西赣州了，咱们要是把兵力都集中到直隶，其他地方就会全线溃败，到时候还是输！”
曹锟瘫坐在宝座上，眼神空洞——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当初贿选总统，看似风光，实则把直系推到了“众矢之的”的境地，如今四面受敌，他却连一个能指望的人都没有。最终，他只能无奈地说：“那你立刻给吴佩孚发密电，让他想办法——既要守住湖北，也要派兵力支援直隶，务必挡住奉军，不能让他们入关！”
此时的武汉，吴佩孚正面临着与曹锟截然不同的困境——陆荣廷的桂军四万，已在宜昌扩编到五万，配备了十五门法国山炮，马济亲自带队，随时准备进攻武汉；孙中山的革命新军，也已拿下江西赣州，李纯的五万直系军节节败退，多次发来密电请求支援；而曹锟的密电，又要求他派兵力支援直隶，守住北京。
“继光楼”里，吴佩孚看着桌上堆成山的情报和密电，脸色沉得能滴出水来。孙传芳、冯玉祥站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喘——孙传芳刚率军守住武汉外围，士兵们还没休整；冯玉祥的一万直系军，是从河南调来的，本就负责防备陕西的滇军，根本抽不出兵力。
“司令，湖北的兵力，最多只能抽两万支援直隶，再多，武汉就守不住了。”孙传芳率先开口，语气凝重，“而且这两万兵力，要从武汉到直隶，走京汉铁路，至少需要五天，奉军3月15日就会出兵，咱们根本赶不上！”
冯玉祥也道：“陕西的滇军，已经推进到陕西南部的汉中，我要是再率军支援直隶，陕西肯定会丢，到时候滇军从陕西进攻河南，咱们就会腹背受敌，就算支援了直隶，也没用！”
吴佩孚沉默了许久，手指在地图上的“武汉—河南—直隶”路线上反复划过，最终咬牙道：“只能这样——孙传芳，你率领三万直系军，坚守武汉，配备十辆坦克、二十门野炮，务必挡住桂军，要是桂军敢进攻，就用坦克和重炮反击，绝不能丢了武汉；冯玉祥，你率领一万五千直系军，从河南出发，支援直隶，走京汉铁路，尽量加快速度，就算赶不上3月15日的战事，也要尽快抵达保定，与曹锟的兵力汇合，守住保定；我率领一万五千直系军，从河南出发，先去江西，支援李纯，挡住孙中山的革命新军，稳定江西局势后，再率军北上，支援直隶，咱们分兵应对，尽量保住直系的地盘！”
“是！”孙传芳、冯玉祥立刻领命，转身去安排。吴佩孚看着两人的背影，心里满是沉重——他知道，分兵应对，看似稳妥，实则是“拆东墙补西墙”，每个战场的兵力都不占优，一旦有一个战场溃败，就会引发连锁反应，直系军很可能会全线崩溃，可他别无选择，只能赌一把。
3月15日，张作霖如期下令，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吴俊升率领两万奉军先锋，带着五辆坦克、十门野炮，从山海关正面，向直系军的阵地发起进攻。驻守山海关的直系军，是曹锟的亲信董政国，手里有两万兵力，装备了二十挺机枪、五门野炮，可这些兵力，大多是临时招募的流民，没经过正规训练，面对奉军的坦克和重炮，瞬间慌了神。
“轰！轰！轰！”奉军的野炮对着直系军的前沿工事，疯狂轰击，工事的土墙很快就被轰塌，不少直系军士兵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炮弹碎片击中，当场牺牲。五辆坦克缓缓推进，对着直系军的机枪阵地，连轰带撞，机枪阵地被碾成了平地，直系军的机枪手，要么战死，要么吓得扔下机枪逃跑。
董政国拿着手枪，在阵地上大喊“别慌！守住阵地！援军很快就到！”，可士兵们早已没了斗志，纷纷扔下武器，朝着唐山的方向逃跑，董政国根本拦不住，只能带着不到五千残兵，狼狈地撤退，奉军顺利突破了山海关的前沿工事，打开了入关通道。
张作霖收到消息后，立刻下令，让郭松龄的三万奉军跟进，向唐山推进；沈鸿烈的海军三艘军舰，也从营口港出发，朝着天津港驶去，准备封锁天津的海上补给。
3月17日，郭松龄率领三万奉军，抵达唐山城外。驻守唐山的直系军，是曹锟的另一个亲信阎治堂，手里有两万兵力，装备了三十挺机枪、八门野炮。阎治堂知道奉军装备精良，不敢硬拼，只能在唐山城外的开平镇，修建了三道坚固的工事，还把京奉铁路上的火车改装成“装甲列车”，驻守在铁路沿线，防备奉军切断铁路。
郭松龄看着阎治堂的部署，心里满是不屑——第一次直奉战时，奉军就是被直系军的装甲列车牵制，如今他早有准备。他下令，让十五辆坦克分成两队，一队绕到开平镇的后方，切断直系军的粮道；另一队正面推进，吸引阎治堂的主力；同时，让二十门野炮对准直系军的装甲列车，精准打击——坦克的履带不怕子弹，装甲列车的铁轨却怕炮火，只要炸断铁轨，装甲列车就成了废铁。
“开火！”随着郭松龄一声令下，奉军的野炮对着直系军的装甲列车，疯狂轰击，“轰！轰！”两炮下去，铁轨被炸断，装甲列车卡在铁轨上，动弹不得；正面的五辆坦克，对着直系军的第一道工事，缓缓推进，机枪疯狂扫射，直系军的士兵们无法靠近，只能躲在工事里，胡乱开枪。
绕到后方的十辆坦克，也顺利切断了直系军的粮道，还缴获了阎治堂囤积的十万斤粮食、五万发子弹。阎治堂收到“粮道被断、装甲列车被毁”的消息后，脸色瞬间惨白，知道唐山守不住了，只能下令“撤！撤回天津，与天津的直系军汇合！”
直系军士兵们沿着京奉铁路，朝着天津逃跑，郭松龄率领奉军紧紧追击，一路上消灭了八千多直系军残兵，缴获了二十挺机枪、五门野炮，3月18日傍晚，奉军顺利占领唐山，彻底切断了直系军从唐山撤回东北的退路。
唐山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曹锟彻底慌了，他天天给冯玉祥发密电，催促他“加快行军速度，尽快抵达保定”；同时给吴佩孚发密电，说“奉军已占领唐山，天津危在旦夕，你要是再不来支援，北京就保不住了，我的总统宝座也没了！”
可此时的吴佩孚，正被困在江西——孙中山的革命新军，在叶挺的率领下，攻势迅猛，已拿下江西南部的赣州、吉安，李纯的五万直系军，伤亡惨重，只剩下三万残兵，龟缩在南昌城内，根本无法反击。吴佩孚率领一万五千直系军，抵达江西北部的九江后，刚想率军南下支援南昌，就收到了“奉军占领唐山、天津告急”的密电，只能无奈地调整部署，让江西的直系军“坚守南昌，尽量拖延时间”，自己则率领一万五千直系军，掉头北上，支援直隶。
而冯玉祥率领的一万五千直系军，从河南出发后，行军速度却异常缓慢——不是士兵们不肯走，而是冯玉祥故意放慢了速度。自从1923年曹锟贿选后，冯玉祥就对直系彻底失望，他看着直系腐败无能，百姓怨声载道，早就不想再为曹锟、吴佩孚卖命；而且他知道，奉军这次装备精良，直系军根本打不过，就算他尽快抵达保定，也只是白白送死，还不如趁机观察局势，寻找“另一条路”。
3月20日，冯玉祥的部队抵达河南与直隶交界的邯郸，他以“士兵疲惫、需要休整”为由，下令部队在邯郸扎营，休整三天。期间，他悄悄派亲信鹿钟麟，前往奉天，与张作霖联络——冯玉祥知道，张作霖要推翻直系，肯定需要盟友，而他手里的一万五千兵力，虽然不多，却能在关键时刻起到作用，他想借此机会，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
张作霖收到鹿钟麟带来的消息后，心里大喜——他没想到，直系军内部会有人倒戈，这对奉军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他立刻派郭松龄，与鹿钟麟秘密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冯玉祥率军北上后，不参与直奉战事，反而趁机率军进驻北京，控制曹锟和中央政府；奉军则在拿下天津后，不进攻北京，承认冯玉祥在北京周边的地盘，还会给冯玉祥拨二十万银元军饷、一万支步枪，支持他扩编部队。
鹿钟麟带着协议返回邯郸后，冯玉祥看着协议，心里满是笃定——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这次北京之行，不仅能摆脱曹锟、吴佩孚的控制，还能崛起成为新的军阀势力。3月23日，冯玉祥下令，部队继续北上，这次行军速度，快得惊人，不到两天，就抵达了直隶南部的保定。
此时的天津，已经陷入了混乱——沈鸿烈的奉军海军三艘军舰，已抵达天津港外，封锁了天津的海上补给；郭松龄率领三万奉军，也已推进到天津城外的海河沿岸，与驻守天津的直系军（两万兵力，由杨以德率领）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郭松龄的奉军，配备了十五辆坦克和二十门野炮，杨以德的直系军，根本抵挡不住——奉军的坦克轰开了海河沿岸的工事，野炮对着天津的城门，疯狂轰击，直系军的士兵们伤亡惨重，士气低落，杨以德只能天天给曹锟发密电，请求支援，可曹锟手里的兵力，大多驻守在北京外围，根本抽不出兵力支援天津，只能让杨以德“坚守天津，尽量拖延时间，等吴佩孚、冯玉祥的援军到了，再图反攻”。
3月25日，冯玉祥率领一万五千直系军，抵达保定。曹锟得知消息后，以为救星来了，立刻给冯玉祥发密电，让他“立刻率军前往天津，支援杨以德，挡住郭松龄的奉军”。可冯玉祥却回复“保定防务重要，需驻守保定，防备奉军从侧翼偷袭，若天津需要支援，可派五千兵力前往，其余兵力需驻守保定，确保北京的退路安全”，只派了五千兵力去天津，自己则率领一万兵力，驻守保定，按兵不动。
曹锟虽然不满，却也没办法——他知道，现在的直系，已经离不开冯玉祥的兵力，只能答应冯玉祥的要求，盼着这五千兵力能帮杨以德守住天津。可这五千兵力，根本起不了作用，刚抵达天津城外，就被郭松龄的奉军击溃，杨以德彻底成了“孤家寡人”。
3月27日，郭松龄率领奉军，突破了天津的最后一道工事，冲进了天津城内。杨以德看着四处逃窜的直系军士兵，知道大势已去，只能带着几个亲信，换上便服，从天津的东门偷偷逃跑，朝着北京的方向跑去，投靠曹锟。当天傍晚，奉军彻底占领天津，缴获了直系军的五十万银元、三十万发子弹、二十门野炮，还控制了天津的粮饷储备库，奉军的粮饷和武器，得到了极大的补充。
天津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曹锟彻底崩溃了——他知道，天津是北京的门户，天津失守，奉军很快就会逼近北京，而吴佩孚的援军，还在河南与直隶交界的安阳，至少需要三天才能抵达；冯玉祥的兵力，又驻守在保定，不肯前来支援，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高凌霨看着曹锟崩溃的样子，心里满是慌乱，连忙道：“大帅，咱们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您立刻下令，让北京的警备部队（五千兵力，由陈文运率领），在北京城外的通州，修建工事，防备奉军进攻；同时，您亲自给冯玉祥发密电，许他‘若能率军来北京支援，守住北京，等吴佩孚的援军到了，就任命他为直隶督军，掌控直隶的军政财权’，用利益拉拢他，让他来支援咱们！”
曹锟只能点头，立刻按高凌霨说的做，给冯玉祥发了一封密电，许下了直隶督军的承诺。可冯玉祥收到密电后，不仅没率军来北京，反而在3月28日，率领一万兵力，从保定出发，朝着北京的方向推进——他不是来支援曹锟的，是来执行与张作霖的协议，控制北京，发动政变的！
3月29日清晨，冯玉祥的部队抵达北京城外的西直门。驻守西直门的北京警备部队，以为冯玉祥是来支援北京的，立刻打开城门，迎接冯玉祥的部队进城。冯玉祥率军进城后，立刻下令，控制北京的各个城门，切断北京与外界的联系；同时，派鹿钟麟率领五千兵力，前往新华宫，控制曹锟和中央政府的官员。
鹿钟麟率领五千兵力，很快就抵达了新华宫。新华宫的卫队，只有一千人，根本不是鹿钟麟部队的对手，很快就被击溃。鹿钟麟带着士兵，冲进了曹锟的总统办公室，此时的曹锟，还在等着冯玉祥的支援，看到鹿钟麟带着士兵进来，脸色瞬间惨白，手里的茶杯“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冯焕章（冯玉祥字）呢？他让你来干什么？”曹锟强装镇定，对着鹿钟麟大喊，试图用“总统”的威严震慑对方，可声音里的颤抖，却暴露了他的慌乱。
鹿钟麟上前一步，手里的步枪指着曹锟，语气冰冷：“曹总统，冯司令让我来转告你，现在直奉战事吃紧，百姓怨声载道，你贿选上位，败坏共和，已无资格再任大总统。从现在起，新华宫由我部接管，你需暂时留在总统府内，不得与外界联系，待局势稳定后，再议你的去留！”
“放肆！”曹锟猛地一拍桌子，站起身来，“我是中华民国大总统，是国会合法选举的，你们这是叛乱！是谋反！吴佩孚很快就会率军来北京，到时候，你们一个个都得死！”
“合法选举？”鹿钟麟冷笑一声，从口袋里掏出一叠文件，扔在曹锟面前，“这是你贿选时，给议员发五千银元的收据，还有高凌霨拉拢议员的密信，全国百姓都知道你是靠花钱买的总统，还敢说‘合法’？至于吴佩孚，他还在安阳，能不能过得了邯郸，都是个问题，你就别指望了！”
曹锟看着桌上的收据和密信，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身体一软，瘫坐在总统宝座上，眼神空洞——他知道，自己的总统生涯，彻底结束了，之前的风光和野心，此刻都成了笑话。鹿钟麟没再理会他，转身下令，让士兵们“守住新华宫的各个出口，严禁任何人进出，尤其是高凌霨等直系亲信，一旦发现，立刻扣押”，随后便去安排北京的防务，确保政变顺利进行。
当天上午，冯玉祥率领剩余的五千兵力，进驻北京城内的各个关键节点——陆军部、财政部、京汉铁路北京站，全被冯玉祥的部队接管；北京的报纸，也被冯玉祥控制，当天中午就刊登了《冯玉祥通电全国》，通电里痛斥曹锟“贿选总统，败坏共和，祸国殃民”，宣布“即日起，暂停曹锟总统职务，由北京临时治安委员会接管中央事务，冯玉样任临时治安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北京的军政防务，同时呼吁直奉两军停战，共商全国统一事宜”。
北京政变的消息，像一颗炸雷，瞬间传遍了全国——反对直系的势力，纷纷通电支持冯玉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大会，称赞“冯玉祥北京政变，是推翻直系腐败政府的关键一步，革命势力应趁机推进北伐，与奉军、西北军（此时冯玉祥的部队尚未正式命名为西北军，外界暂称‘冯军’）合作，重建共和政权”；张作霖在天津收到消息后，更是大喜过望，立刻给冯玉祥发密电，说“冯司令此举，顺应民心，奉军将暂停进攻北京，待冯司令稳定北京局势后，双方再商议直奉停战及后续事宜，之前承诺的二十万银元、一万支步枪，将立刻拨付”；唐继尧、陆荣廷也先后发通电，支持冯玉祥，同时加快了进攻直系其他地盘的速度——滇军拿下陕西汉中，桂军逼近湖北武汉，革命新军包围江西南昌，直系军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
而此时的吴佩孚，正率领一万五千直系军，抵达河南与直隶交界的安阳，距离北京只有一百多里，再走一天，就能抵达北京。可当他收到“冯玉祥北京政变、曹锟被扣押、北京被冯军接管”的消息后，整个人都僵住了，手里的马鞭“啪”地掉在地上，眼神里满是不敢置信和愤怒。
“冯玉祥这个叛徒！”吴佩孚猛地一拳砸在马车上，手背被木屑划破，鲜血直流，他却浑然不觉，“我待他不薄，让他担任河南督军，给他军饷和武器，他竟然在关键时刻背叛我，背叛直系！真是养虎为患！”
张其锽站在一旁，看着吴佩孚愤怒的样子，语气凝重：“司令，现在不是愤怒的时候，冯玉祥控制了北京，扣押了曹锟大帅，咱们要是再率军北上，就成了‘进攻北京、营救贿选总统’，会落下‘维护腐败、反对民心’的骂名，士兵们的士气会低落；而且冯玉祥的部队，已经控制了京汉铁路北京站，咱们北上的通道，很可能会被切断，奉军又在天津虎视眈眈，一旦咱们被冯军和奉军夹击，就会全军覆没！”
“那怎么办？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冯玉祥叛乱，看着直系覆灭？”吴佩孚红着眼睛，语气里满是绝望——他一生征战，从未像现在这样无助，直系的根基，被曹锟的贿选动摇，又被冯玉祥的背叛彻底摧毁，他就算再有本事，也无力回天。
张其锽思考了片刻，道：“司令，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率军南下，返回湖北，与孙传芳的兵力汇合——湖北还有孙传芳的三万直系军，配备了坦克和重炮，能挡住桂军的进攻；而且江西的李纯，还在坚守南昌，咱们返回湖北后，再率军支援江西，保住湖北、江西的地盘，就算直系分裂，咱们也能保住一部分实力，以后再图反攻，总比在这里被冯军和奉军夹击，全军覆没强！”
吴佩孚沉默了许久，看着北京的方向，心里满是悲凉——他知道，张其锽说得对，南下是唯一的生路，可这意味着，他要放弃曹锟，放弃直隶，放弃北京，放弃自己坚守多年的“武力统一”梦想，也意味着，直系彻底分裂，再也回不到之前的样子。
最终，吴佩孚还是咬牙道：“好！南下！立刻下令，部队掉头，返回湖北，与孙传芳汇合，保住湖北、江西的地盘！”
3月30日，吴佩孚率领一万五千直系军，掉头南下，朝着湖北的方向推进。冯玉祥得知吴佩孚南下的消息后，心里松了口气——他最担心的就是吴佩孚率军北上，与自己争夺北京，如今吴佩孚南下，北京的局势彻底稳定，他可以安心整顿部队，扩大自己的势力了。
当天，冯玉祥就收到了张作霖拨付的二十万银元、一万支步枪，他立刻用这笔钱和武器，扩编部队——把原本的一万五千兵力，扩编到三万，同时招募北京周边的流民和直系军残兵，又扩充了一万，部队总兵力达到四万，正式命名为“国民军”（因冯玉祥倾向革命，主张“国民革命”，故取此名，后外界多称“西北军”，因冯玉祥后续掌控西北地盘而得名），冯玉祥任国民军总司令，鹿钟麟任副总司令，下辖四个旅，每个旅一万兵力，全部配备步枪和机枪，部分部队还配备了从直系军缴获的山炮，实力大大增强。
同时，冯玉祥还在北京进行了一系列“顺应民心”的改革——下令减免北京百姓半年的赋税，开仓放粮，救济因战乱而失业的百姓；解散了曹锟贿选时的“国会”，废除了曹锟制定的一系列腐败政策；查封了直系亲信的财产，用于补充国民军的粮饷和救济百姓；甚至派人去广州，与孙中山联络，邀请孙中山来北京，共商“全国统一及共和政权重建”事宜，试图塑造“革命、亲民”的形象，赢得百姓和革命势力的支持。
北京的百姓们，感受到了政变后的变化——赋税减少了，能吃饱饭了，街头不再有直系军随意扰民，纷纷对冯玉祥的国民军表示支持，不少青年还当场报名参军，国民军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而此时的天津，张作霖也在忙着整顿局势——郭松龄率领奉军，接管了天津的防务，同时派人接收了天津的兵工厂和粮饷储备库，奉军的武器和粮饷，得到了进一步补充；孙烈臣率领的奉军，也已从山海关推进到唐山至天津的铁路沿线，保障了奉军的粮道和运输；张作霖还亲自前往天津，与冯玉祥的代表鹿钟麟，召开了“直奉冯三方会谈”，商议后续的局势安排。
会谈上，张作霖率先开口，语气带着几分强势：“冯司令此次北京政变，立下大功，奉军之前承诺的军饷和武器，已全部兑现。如今曹锟被扣押，吴佩孚南下，咱们该商议一下北京的政权安排，还有直隶的地盘划分——奉军拿下了山海关、唐山、天津，这些地方，应归奉军管控；北京的中央政权，由冯司令暂时接管，待孙中山先生来北京后，咱们再议正式政权的组建，冯司令觉得如何？”
鹿钟麟知道，张作霖这是在“论功行赏”，奉军拿下了直隶的核心地盘，只把北京的“虚名”给了冯玉祥，可冯玉祥此时的实力，不如张作霖，只能暂时妥协。他点头道：“张帅说得有理，奉军拿下山海关、唐山、天津，管控这些地方，合情合理；北京的中央政权，我军会暂时接管，做好迎接孙中山先生的准备，待先生来京后，三方再共同商议全国统一事宜。”
双方达成一致，签订了《直奉冯天津协议》，明确了地盘划分和政权安排：奉军管控山海关、唐山、天津及直隶北部，兵力扩充到八万，驻守直隶北部；冯玉祥的国民军，管控北京及直隶南部的保定、邯郸，兵力扩充到四万，驻守北京周边；双方互不侵犯，共同抵制吴佩孚的直系军南下势力，同时邀请孙中山来北京，共商全国统一。
协议签订后，张作霖返回奉天，继续整顿奉军，同时派郭松龄率领三万奉军，进驻直隶与山东交界的德州，防备吴佩孚从山东反攻；冯玉祥则留在北京，继续整顿国民军，同时做好迎接孙中山的准备，还派人前往河南、陕西，联络当地的地方武装，拉拢他们投靠国民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4月初，孙中山收到冯玉祥的邀请后，立刻决定前往北京——他知道，北京政变后，全国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直系分裂，奉军和国民军暂时合作，这是推进革命、重建共和政权的绝佳机会。他让廖仲恺留在广州，负责革命新军和黄埔军校的筹备事宜（黄埔军校于1924年6月正式开学），让叶挺率领两万革命新军，继续围攻江西南昌，牵制吴佩孚的直系军，自己则带着胡汉民、汪精卫等亲信，从广州出发，乘坐轮船，前往北京。
孙中山北上的消息，传遍了全国，无数百姓和革命支持者，纷纷通电支持，称“孙中山先生北上，是共和统一的希望，全国军民应团结在先生周围，推翻军阀割据，重建民主共和政权”，南方革命势力的威望，达到了新的高度。
而此时的湖北武汉，吴佩孚率领一万五千直系军，终于与孙传芳的三万直系军汇合，直系军兵力达到四万五，配备了十辆坦克、三十门野炮，实力稍稍恢复。可武汉的局势，依旧严峻——陆荣廷的桂军五万，已推进到武汉外围的蔡甸，与孙传芳之前击溃的残兵汇合，实力恢复到四万五，配备了十五门法国山炮，马济亲自带队，随时准备进攻武汉；而且冯玉祥的国民军，已派一万兵力，进驻河南南部的信阳，切断了吴佩孚从河南支援武汉的通道，武汉再次陷入了“被包围”的境地。
“继光楼”里，吴佩孚看着地图上被红笔标注的“蔡甸”“信阳”，脸色沉得能滴出水来。孙传芳站在一旁，语气凝重：“司令，桂军和国民军加起来有五万五，咱们只有四万五，兵力上不占优，而且国民军切断了咱们的退路，要是桂军发起进攻，咱们就会腹背受敌，武汉很难守住，不如咱们率军南下，撤退到江西，与李纯的兵力汇合，保住江西的地盘，再图反攻？”
吴佩孚摇了摇头，语气坚定：“不能撤！武汉是直系最后的核心地盘，要是丢了武汉，咱们就彻底成了‘流寇’，再也没有反攻的机会。而且孙中山的革命新军，还在围攻南昌，李纯的兵力只能勉强坚守，咱们要是撤退到江西，只会让江西的局势更混乱，最终还是会全军覆没。咱们只能坚守武汉，与桂军、国民军拼一把，就算战死，也要守住直系最后的尊严！”
孙传芳看着吴佩孚坚定的样子，心里满是敬佩，也只能点头：“好！就听司令的，坚守武汉！咱们把坦克和重炮，都部署在武汉外围的汉阳、汉口，桂军要是敢进攻，就用坦克和重炮反击，绝不让他们靠近武汉城门！”
4月5日，马济率领四万五桂军，从蔡甸出发，向武汉的汉阳发起进攻——汉阳是武汉的“武器命脉”，掌控了汉阳兵工厂，就能切断直系军的武器供应，马济的目标，就是先拿下汉阳兵工厂，再进攻汉口、武昌。
孙传芳率领两万直系军，驻守汉阳，配备了五辆坦克、十五门野炮，早已做好准备——在汉阳兵工厂外围，修建了三道坚固的工事，把坦克部署在第一道工事，重炮部署在第二道工事，步枪和机枪手部署在第三道工事，形成“三层防御”，防备桂军的进攻。
“进攻！拿下汉阳兵工厂，消灭直系军！”马济大喊一声，桂军的士兵们，端着步枪，朝着汉阳的工事冲锋。孙传芳下令“开火！”第一道工事的坦克，对着桂军的冲锋队伍，疯狂轰击，桂军的士兵们一批批倒下，根本无法靠近；第二道工事的重炮，也对着桂军的后方，轰击桂军的弹药库，“轰！轰！”两炮下去，桂军的弹药库燃起大火，弹药供应被切断；第三道工事的步枪和机枪手，对着溃散的桂军士兵，疯狂扫射，桂军的士气，瞬间崩溃。
马济看着伤亡惨重的桂军，心里满是急躁——他没想到，孙传芳的直系军，火力会这么强，而且防御得这么严密。他立刻下令，让桂军的骑兵部队，绕到汉阳的后方，试图切断孙传芳的粮道，可刚绕到后方，就遇到了吴佩孚派来的一万直系军（预备队），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桂军的骑兵部队，根本不是配备了机枪的直系军的对手，很快就被击溃，两千多骑兵，要么战死，要么投降。
“完了！”马济看着被击溃的骑兵部队，心里满是绝望，他知道，桂军已经失去了获胜的希望，再打下去，只会伤亡更多，只能下令“撤！撤回蔡甸，再图反攻！”桂军的士兵们，听到“撤退”的命令，纷纷扔下武器，朝着蔡甸的方向逃跑，孙传芳的直系军，趁机发起追击，消灭了一万多桂军残兵，缴获了五万发子弹、五门山炮，汉阳的危机，暂时解除。
可吴佩孚却没丝毫放松——他知道，这只是暂时的胜利，桂军虽然战败，却没被彻底消灭，马济在蔡甸整顿残兵，很快就会再次进攻；而且冯玉祥的国民军，已从信阳推进到河南南部的驻马店，距离武汉只有一百多里，随时可能进攻武汉，直系军依旧面临着“两面夹击”的局面，他只能下令，让士兵们“加固工事，囤积粮饷，做好长期坚守的准备”，同时给李纯发密电，让他“坚守南昌，尽量拖延时间，等武汉局势稳定后，再派援军支援江西”。
4月中旬，孙中山终于抵达北京，冯玉祥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孙中山穿着中山装，精神矍铄，冯玉祥穿着国民军的军装，态度恭敬，两人握手的画面，被记者拍了下来，第二天就刊登在全国各大报纸上，无数百姓看到后，纷纷拍手叫好，认为“共和统一的希望，终于来了”。
当天下午，孙中山在冯玉祥的陪同下，前往新华宫，与冯玉祥、张作霖的代表（张作霖因奉天防务，未亲自来京，派王永江为代表），召开了“北京三方会谈”。会谈上，孙中山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重建共和政权、实现全国统一”的主张，得到了冯玉祥的支持——冯玉祥倾向革命，认为孙中山的主张，能赢得民心，也能帮助自己巩固势力；可张作霖的代表王永江，却提出了“先划分地盘、再议统一”的主张，认为“奉军拿下直隶北部，应掌控直隶的军政财权，国民军掌控北京周边，直系军残余势力掌控湖北、江西，三方先形成‘三足鼎立’，再慢慢商议全国统一”，本质上还是“军阀割据”的思路，与孙中山的主张，产生了严重分歧。
双方争论了三天，始终没能达成一致——孙中山坚持“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认为这是“共和统一的根本”；张作霖坚持“先分地盘、再议统一”，认为“军阀势力不平衡，统一只是空谈”；冯玉祥则夹在中间，既想支持孙中山，赢得革命势力和百姓的支持，又不敢得罪张作霖，怕奉军进攻国民军，只能暂时提出“先暂停直奉冯三方的战事，各自整顿地盘，三个月后再召开第二次三方会谈，继续商议统一事宜”，暂时缓和了矛盾。
会谈结束后，孙中山留在北京，继续宣传“国民会议”的主张，召开了多场演讲，吸引了无数北京的学生、工人和百姓，革命的思想，在北京乃至全国，进一步传播；冯玉祥则返回国民军军营，继续扩编部队，同时派人前往陕西，拉拢当地的地方武装，准备把陕西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国民军的实力，渐渐从四万扩编到五万，成为北洋后期，仅次于奉军和直系残部的第三大军阀势力；张作霖的奉军，也在直隶北部整顿完毕，兵力扩充到九万，装甲团和重炮旅的战斗力进一步提升——郭松龄亲自带着装甲团，在天津郊外的空地上演练“坦克与步兵协同作战”，三十辆坦克分成三队，每队配合两千步兵，既能用坦克轰开工事，又能靠步兵清理残敌，战术熟练度远超第一次直奉战时；重炮旅则在唐山至天津的铁路沿线，修建了十座炮堡，每座炮堡配备五门大口径野炮，射程覆盖周边二十里，确保能随时拦截直系军的反攻，或是应对国民军的异动。
王永江从北京返回天津后，把三方会谈的情况如实汇报给张作霖，重点提到了“孙中山与咱们的分歧”“冯玉祥的摇摆态度”。张作霖坐在天津督署的书房里，手指敲着桌角，语气带着几分不屑：“孙中山那套‘国民会议’，就是空话——没有兵力，没有地盘，就算开了会，也没人听他的；冯玉祥就是个墙头草，现在靠咱们的军饷和武器扩编，不敢跟咱们翻脸，可等他实力够了，迟早会反水。咱们不用管什么‘三个月后会谈’，趁现在吴佩孚被困武汉、孙中山没实权，赶紧扩地盘、整兵力，先把山东拿下来，再盯着河南，等时机成熟，连冯玉祥的北京，也得拿过来！”
王永江连忙道：“帅爷英明！山东现在是直系残部郑士琦驻守，手里只有两万兵力，装备也差，咱们派郭松龄率领三万奉军，从德州出发，进攻山东，不出半个月就能拿下；河南那边，冯玉祥的国民军刚进驻信阳，兵力只有一万，咱们可以派吴俊升率领两万奉军，从直隶南部出发，试探一下冯玉祥的态度，要是他不敢阻拦，咱们就趁机把河南北部拿下来，切断吴佩孚与冯玉祥的联系，让吴佩孚彻底成孤军！”
“就按你说的办！”张作霖立刻拍板，“郭松龄攻山东，吴俊升探河南，两边同时动手，动作要快，别给孙中山和冯玉祥反应的时间！”
4月20日，郭松龄率领三万奉军，配备十辆坦克、十五门野炮，从德州出发，向山东北部的沧州进军。驻守沧州的直系残部，是郑士琦的亲信徐源泉，手里只有五千兵力，装备了十挺机枪、两门山炮，根本不是奉军的对手——奉军的坦克刚逼近沧州城外，徐源泉的士兵就慌了神，有的甚至没开火就扔下武器逃跑，郭松龄没费多少力气，就拿下了沧州，徐源泉带着不到一千残兵，逃往山东济南，向郑士琦求援。
郑士琦收到消息后，心里满是慌乱——他知道，自己的两万兵力，根本抵挡不住郭松龄的三万奉军，而且吴佩孚被困武汉，根本无法派援军，只能给冯玉祥发密电，请求“冯司令派国民军支援山东，若能守住山东，山东的税收，愿分两成给国民军，以后也愿归附国民军，共同抵制奉军”。
此时的冯玉祥，正忙着拉拢陕西的地方武装——陕西督军刘镇华，之前是中立军阀，夹在直奉之间，如今直系分裂，刘镇华也在找新的靠山，冯玉祥派亲信薛笃弼前往西安，许以“若归附国民军，仍保留刘镇华陕西督军职务，国民军还会拨五千支步枪、十万发子弹支援，帮他消灭陕西境内的滇军残部”，刘镇华正犹豫着，收到郑士琦的求援密电后，反而更纠结了——支援山东，会得罪张作霖，奉军实力远强于国民军，可能会报复；不支援，又会失去拉拢郑士琦、扩大势力的机会。
冯玉祥看着郑士琦和刘镇华的密电，心里盘算许久，最终决定“不直接支援山东，却要做‘顺水人情’”——他给郑士琦回电，说“国民军需驻守北京、河南，无法派军支援山东，可愿给山东的直系残部开放河南南部的通道，若山东守不住，可撤退到河南，国民军愿提供临时粮饷支援”；同时给张作霖发密电，说“山东是直系残部地盘，奉军进攻山东，是‘清除直系余孽’，国民军深表支持，绝不会干涉，还会约束河南的国民军，不与奉军发生冲突”，既不得罪张作霖，又给郑士琦留了退路，为以后拉拢山东残部埋下伏笔。
张作霖收到冯玉祥的密电后，心里满是得意——他知道冯玉祥是怕了，不敢干涉奉军攻山东，立刻给郭松龄发密电，让他“加快进攻速度，尽快拿下济南，彻底掌控山东”。郭松龄收到密电后，率领奉军继续南下，4月25日抵达济南城外，郑士琦率领一万五千残兵，在济南城外的黄河沿岸修建了简易工事，试图靠黄河天险抵挡奉军，可奉军的坦克和重炮，根本不在乎“天险”——坦克从黄河下游的浅滩渡过黄河，绕到济南后方，切断了郑士琦的粮道；重炮则对着黄河沿岸的工事，疯狂轰击，工事很快就被轰塌，郑士琦知道济南守不住，只能带着不到五千残兵，从河南南部的通道撤退，投靠冯玉祥的国民军，4月26日，郭松龄率领奉军，顺利占领济南，山东全境落入奉军手中，奉军的势力，从东北、直隶北部，延伸到了山东，总兵力也扩充到了十万，成为当时全国实力最强的军阀。
与此同时，吴俊升率领两万奉军，从直隶南部出发，向河南北部的安阳进军，名义上是“清理河南境内的直系残兵”，实则是试探冯玉祥的态度。驻守安阳的国民军，只有三千兵力，将领是冯玉祥的亲信佟麟阁，佟麟阁立刻给冯玉祥发密电，请求“是否要抵抗奉军”，冯玉祥却回电“暂不抵抗，先与吴俊升谈判，说‘河南境内的直系残兵已被国民军清理，奉军无需再进安阳，若奉军坚持进军，国民军为保河南防务，只能被迫反击’，看看吴俊升的反应”。
佟麟阁按照冯玉祥的指示，与吴俊升谈判，吴俊升见国民军态度强硬，又知道冯玉祥手里有五万国民军，若真的开战，奉军就算能拿下安阳，也会伤亡惨重，而且张作霖此时的重点是山东，不想在河南与冯玉祥翻脸，只能下令“撤兵返回直隶南部”，河南北部的局势，暂时稳定下来，冯玉祥也松了口气——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实力，还不是张作霖的对手，能暂时稳住奉军，就是胜利，接下来要做的，是尽快整合郑士琦的山东残兵，拉拢刘镇华的陕西军，把国民军的实力再提升一个档次。
5月初，郑士琦带着五千山东残兵，抵达河南南部的驻马店，冯玉祥亲自前往驻马店迎接，不仅给残兵们发了一个月的粮饷，还把残兵编入国民军，任命郑士琦为国民军第五旅旅长，依旧掌管自己的旧部，郑士琦感激涕零，彻底归附冯玉祥；与此同时，刘镇华也与冯玉祥达成协议，正式归附国民军，冯玉祥兑现承诺，给刘镇华拨了五千支步枪、十万发子弹，还派一万国民军，支援刘镇华消灭陕西境内的滇军残部，5月中旬，滇军残部被击溃，陕西全境落入刘镇华手中，国民军的势力范围，从北京、直隶南部，延伸到了河南、陕西，总兵力从五万扩编到七万，正式成为“西北军”（因掌控陕西、河南西部等西北地盘，外界正式称其为“西北军”），冯玉祥任西北军总司令，下辖七个旅，鹿钟麟、郑士琦、刘镇华分任副总司令，分别掌管北京周边、河南、陕西的防务，西北军彻底崛起，成为北洋后期“三足鼎立”（奉军、西北军、直系残部）的重要一极。
而此时的湖北武汉，吴佩孚的日子却越来越艰难——桂军马济在蔡甸整顿残兵，兵力恢复到四万，还从陆荣廷那里得到了十万发子弹、五门山炮的支援，再次逼近武汉外围的汉阳；冯玉祥的西北军，在河南南部的驻马店、信阳，部署了两万兵力，切断了吴佩孚的退路；更糟糕的是，江西的李纯，再也撑不住了——孙中山的革命新军，在叶挺的率领下，5月10日攻破南昌城门，李纯带着不到一万残兵，从江西东部的通道撤退，逃往福建，江西全境落入革命新军手中，吴佩孚彻底失去了江西的支援，武汉成了真正的“孤城”，直系残部的兵力，也从四万五锐减到四万，粮饷和子弹，只够支撑一个月。
“继光楼”里，吴佩孚坐在地图前，看着武汉被“桂军、西北军、革命新军”三方包围的态势，手里的步枪，枪托重重地砸在地上，却没发出多少声音——他的嗓子，早已因连日的焦虑和疲惫，变得沙哑。孙传芳站在一旁，眼睛里满是红血丝，语气沉重：“司令，粮饷快没了，士兵们已经开始吃杂粮了，有的士兵甚至偷偷逃跑，再守下去，不用桂军进攻，咱们自己就会哗变，不如咱们率军突围，从湖北西部的宜昌，撤退到四川，投靠刘湘——刘湘之前抵制直系，可现在咱们没了威胁，他或许会收留咱们，等咱们整顿好兵力，再图反攻。”
吴佩孚摇了摇头，眼神里满是绝望，却又带着几分倔强：“四川？刘湘是个墙头草，就算收留咱们，也会把咱们的兵力拆分，咱们只会成为他的傀儡，再也没有反攻的机会。武汉是直系的根基，我吴佩孚这辈子，打赢过不少仗，也输过，可从没像现在这样，连自己的地盘都守不住。就算要突围，也要往河南方向，就算打不过冯玉祥的西北军，也要拼一把，就算战死，也不能死在湖北，死在直系的地盘外！”
孙传芳看着吴佩孚坚定的样子，心里满是敬佩，也满是心疼——他知道，吴佩孚这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往河南方向突围，要经过冯玉祥西北军驻守的信阳，那里有一万西北军，配备了机枪和山炮，突围的成功率，不足三成，很可能会全军覆没。
“好！就往河南方向突围！”孙传芳咬牙道，“我率领两万直系军，作为先锋，进攻信阳的西北军，打开突围通道；司令您率领两万直系军，作为后卫，掩护士兵们突围，咱们拼一把，就算死，也死在一起！”
吴佩孚看着孙传芳，眼眶微微发红——他这辈子，征战多年，身边的人大多是为了利益跟随他，像孙传芳这样“生死与共”的将领，寥寥无几。他拍了拍孙传芳的肩膀，语气坚定：“好！生死与共！5月15日，咱们准时突围，就算打不过冯玉祥，也要让他知道，咱们直系军，不是好欺负的！”
5月12日，吴佩孚给冯玉祥发了一封密电——这是他第一次主动给冯玉祥发密电，语气里没有了之前的“总司令威严”，只剩下无奈：“焕章，咱们都是北洋将领，就算你发动政变，我也不怪你，各为其主罢了。如今我被困武汉，粮尽弹绝，不想让士兵们白白送死，愿率军突围前往河南，若你能开放信阳通道，让我部安全通过，我承诺，以后直系残部绝不与西北军为敌，也绝不参与任何反西北军的战事，若违此誓，天诛地灭！”
冯玉祥收到密电后，心里盘算了许久——他知道，吴佩孚的直系残部，已经没了威胁，就算放吴佩孚突围，也翻不起大浪；而且要是硬拦，西北军肯定会伤亡惨重，还会落下“赶尽杀绝”的骂名；更重要的是，张作霖的奉军已经拿下山东，下一步很可能会进攻河南，放吴佩孚突围，让吴佩孚的直系残部与张作霖的奉军对峙，自己则能坐收渔利，这对西北军有利。
最终，冯玉祥给吴佩孚回电，说“愿开放信阳通道，让你部安全通过，可你部需卸下重武器（坦克、重炮），且兵力不得超过三万，若你部遵守约定，西北军绝不阻拦；若你部违约，西北军将全力反击，绝不留情”——他要卸下吴佩孚的重武器，确保吴佩孚彻底没了反攻的实力，同时限制兵力，避免吴佩孚以后再成威胁。
吴佩孚收到回电后，看着“卸下重武器”的条件，心里满是悲凉——这些坦克和重炮，是直系残部最后的“底气”，卸下了，就彻底成了“弱旅”，可他别无选择，只能答应。5月14日，吴佩孚下令，把武汉的十辆坦克、三十门野炮，全部留在汉阳兵工厂（交给孙传芳的亲信，暂时看管，若以后有机会，再想办法收回），同时从四万直系军中，挑选三万精锐，准备突围，剩下的一万残兵，遣散回家，发放少量安家费。
5月15日凌晨，吴佩孚、孙传芳率领三万直系残兵，悄悄从武汉的西门出发，朝着河南信阳的方向突围。马济的桂军，得知吴佩孚突围的消息后，立刻率军追击，却被孙传芳留下的少量兵力（一千人，负责断后）牵制，等桂军击溃断后部队，吴佩孚的残兵已经走了几十里，马济只能无奈下令，停止追击，率军占领武汉，湖北全境落入桂军手中，直系的核心地盘，彻底丢失。
5月18日，吴佩孚的残兵抵达信阳城外，按照约定，卸下了所有的重机枪（只留下步枪和手榴弹），冯玉祥派佟麟阁率军出城，清点兵力后，开放了信阳通道，让吴佩孚的残兵顺利通过。孙传芳看着信阳城内的西北军，心里满是警惕，一直率军走在最前面，保护着吴佩孚，直到残兵全部通过信阳，进入河南中部的漯河，才稍稍松了口气。
可吴佩孚和孙传芳都没想到，他们刚进入漯河，就收到了一个坏消息——张作霖的奉军，已经从山东出发，向河南东部的商丘进军，郭松龄率领三万奉军，配备五辆坦克、十门野炮，目标是“清理河南境内的直系残兵”，而河南中部，除了吴佩孚的三万残兵，没有任何其他势力，他们再次陷入了“被奉军追击”的境地。
“张作霖这个老狐狸！”吴佩孚气得浑身发抖，“冯玉祥开放信阳，根本不是好心，是想让咱们跟奉军拼，他坐收渔利！”
孙传芳皱着眉，语气凝重：“司令，咱们现在没了重武器，兵力也只有三万，根本不是郭松龄奉军的对手，漯河不能久留，不如咱们率军向西，前往河南西部的洛阳（吴佩孚之前的司令部所在地，有少量粮饷储备），那里靠近陕西，冯玉祥的西北军在陕西有兵力，张作霖的奉军不敢轻易进攻，咱们可以在洛阳整顿残兵，再想办法。”
吴佩孚点头，只能再次下令，率军向西，朝着洛阳的方向撤退，一路颠沛流离，士兵们疲惫不堪，不少人偷偷逃跑，等抵达洛阳时，三万残兵，只剩下两万不到，直系残部，彻底沦为“流寇”，再也没有了之前“独霸中原”的风光。
而此时的北京，孙中山的身体，渐渐垮了——他北上后，连日召开演讲，宣传“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过度劳累，再加上北京的天气干燥寒冷，他的肺病复发，经常咳嗽不止，甚至咳血，只能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接受治疗。冯玉祥得知消息后，立刻派医生前往医院，协助治疗，还送去了大量的补品，同时下令，北京的报纸，暂时减少对“国民会议”的宣传，避免刺激孙中山，让他安心养病；张作霖得知消息后，也派亲信前往医院，送去了一笔慰问金，却没提任何“地盘”“势力”的事——他知道，孙中山虽然没实权，却威望极高，若孙中山在北京出事，他会落下“见死不救”的骂名，不利于奉军的形象。
6月初，孙中山在医院里，病情稍稍稳定，不顾医生的劝阻，再次召开了“国民会议筹备会”，邀请了北京的各界代表（学生、工人、商人、地方绅士），还有西北军、奉军的代表（奉军派王永江出席，西北军派鹿钟麟出席），在会上，孙中山再次强调“国民会议是实现共和统一的唯一途径，只有废除不平等条约，让百姓参与国家治理，才能彻底结束军阀割据，让全国百姓过上安稳日子”，虽然奉军代表依旧持“观望态度”，却也没明确反对，国民会议的筹备，终于有了一丝进展。
可孙中山心里清楚，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开始着手整理自己的“革命纲领”，把“三民主义”的核心思想（民族、民权、民生）进一步细化，还写下了《国事遗嘱》，里面提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希望后续的革命党人，能继续推进革命，实现共和统一，同时叮嘱廖仲恺、叶挺等人，“要团结西北军、奉军等反直势力，却不能依附于军阀，要建立自己的革命军队，才能彻底推翻军阀割据”。
6月中旬，全国的局势，渐渐稳定下来，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
1. 奉军：掌控东北、直隶、山东、河南东部，总兵力十一万，配备三十辆坦克、六十门大口径野炮，海军三艘军舰，实力最强，张作霖的目标是“拿下河南、北京，称霸北方，再南下消灭直系残部和革命新军，实现北洋一统”；
2. 西北军：掌控北京、直隶南部、河南西部、陕西，总兵力七万，配备二十挺重机枪、三十门山炮，虽无坦克和海军，却因掌控中央核心（北京）和西北粮产区，且深得百姓支持，后劲十足，冯玉祥的目标是“整合西北地盘，扩编至十万兵力，再联合革命势力，制衡奉军，成为北方第二大势力”；
3. 直系残部：仅掌控河南中部的洛阳，兵力不足两万，无重武器，粮饷匮乏，吴佩孚的目标从“武力统一”沦为“保住残部，寻找机会恢复实力，至少守住直系最后一丝血脉”；
除此之外，南方的革命新军掌控广东、江西，兵力五万，叶挺率领的部队战斗力极强，孙中山虽病重，却依旧是革命势力的核心；西南的滇军、桂军则各自掌控云南、广西、湖北，虽名义上属于反直联盟，却互不统属，各自盘算着扩大地盘，全国局势看似稳定，实则暗流涌动，奉军与西北军的矛盾，已在“三足鼎立”的表象下，悄悄激化。
6月下旬，张作霖率先打破平静——郭松龄率领三万奉军，已推进到河南东部的商丘，距离洛阳只有一百五十里，张作霖给吴佩孚发了一封密电，语气强势：“子玉，你部残兵困守洛阳，粮尽弹绝，已无翻盘可能，若愿率部归附奉军，我可任命你为‘河南暂编军总司令’，仍掌管两万残兵，粮饷由奉军拨付；若不肯归附，郭松龄的奉军，三日内就会进攻洛阳，到时候你部只会全军覆没，你自己选！”
吴佩孚收到密电后，当着孙传芳的面，把密电撕得粉碎，语气里满是倔强：“张作霖想让我归附？做梦！我吴佩孚就算战死，就算直系只剩一兵一卒，也绝不会投靠曾经的敌人，更不会做奉军的傀儡！”
孙传芳看着吴佩孚坚定的样子，心里满是敬佩，却也满是焦虑：“司令，咱们现在没重武器，兵力也不足两万，郭松龄的奉军有三万，还有坦克和野炮，洛阳根本守不住，就算不投靠奉军，也得找其他出路——冯玉祥的西北军在河南西部的三门峡，距离洛阳只有八十里，咱们不如向冯玉祥求援，就算归附西北军，至少能保住残兵，以后还有机会！”
“归附冯玉祥？”吴佩孚冷笑一声，眼神里满是不屑，“他是背叛直系的叛徒，我就算死，也不会投靠一个叛徒！咱们不用求任何人，就在洛阳守着，郭松龄敢来，咱们就跟他拼一把，就算战死，也能守住直系的尊严！”
孙传芳知道，再劝也没用，只能无奈地退下，去安排洛阳的防务——他把两万残兵，分成两队，一队一万，分别驻守洛阳的东门和西门（东门正对商丘的奉军，是重点防御方向），在城门内外，修建了简易的工事，把仅有的几百颗手榴弹和少量子弹，全部分给士兵，还组织洛阳的百姓，帮忙搬运石头、加固工事，洛阳的百姓们，虽然之前受直系军压榨，却也不愿看到奉军进城（百姓传言奉军“入关后抢掠民财”），纷纷主动帮忙，可就算如此，面对郭松龄的奉军，洛阳的防务依旧像“纸糊的一样”，不堪一击。
7月1日，郭松龄率领三万奉军，抵达洛阳城外的东门，三十辆坦克（此次带来五辆）整齐地列在阵前，十门野炮架在炮位上，奉军士兵们背着重机枪，士气高涨，与洛阳城内疲惫不堪的直系残兵，形成了鲜明对比。
郭松龄骑着马，走到阵前，对着洛阳城门大喊：“吴佩孚！我知道你在城里，张作霖帅爷已经给你留了退路，归附奉军，保你性命和兵权，你若执意抵抗，等我攻破城门，你部只会全军覆没，到时候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城门上，吴佩孚穿着单薄的军装，手里拿着一把步枪，眼神坚定地看着郭松龄，大声回应：“郭松龄，你告诉张作霖，我吴佩孚就算死，也不会归附奉军！想拿下洛阳，就踩着我的尸体过去！”
郭松龄见吴佩孚不肯妥协，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转身下令：“进攻！先用野炮轰开城门，再让坦克推进，步兵跟进，一个小时内，拿下洛阳！”
“轰！轰！轰！”奉军的野炮对着洛阳东门，疯狂轰击，城门是木质的，很快就被轰得粉碎，碎片飞溅，城门后的直系军士兵，不少人被碎片击中，当场牺牲。五辆坦克缓缓推进，朝着城门内驶去，履带碾过地上的碎石，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城内的直系军士兵们，拿着步枪和手榴弹，对着坦克疯狂射击，可步枪子弹根本打不穿坦克的装甲，手榴弹扔到坦克上，也只能炸出几个小坑，根本无法阻止坦克推进。
“弟兄们，跟他们拼了！”孙传芳大喊一声，带着一千直系军士兵，拿着大刀和长矛，冲出工事，朝着坦克和后面的奉军步兵冲去——他们没有重武器，只能靠近身肉搏，拖延奉军的进攻速度。奉军的步兵，拿着重机枪，对着冲锋的直系军士兵疯狂扫射，直系军士兵们一批批倒下，鲜血染红了城门内的街道，可没有一个人后退，依旧拼命地朝着奉军冲去，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要守住洛阳。
吴佩孚看着孙传芳和士兵们拼命的样子，眼眶通红，也拿着步枪，冲下城门，加入了肉搏战。他虽然是总司令，却丝毫没有架子，拿着步枪，对着奉军士兵射击，子弹打光了，就拿起刺刀，与奉军士兵拼刺，身上多处被刺刀划伤，鲜血染红了军装，却依旧不肯停下。
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洛阳东门内，尸体堆成了小山，直系军士兵们，伤亡超过一万，剩下的不到一万残兵，也大多受伤，疲惫不堪，再也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孙传芳的胳膊被刺刀划伤，鲜血直流，却依旧挡在吴佩孚面前，对着吴佩孚大喊：“司令，咱们撤吧！再守下去，只会全军覆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吴佩孚看着身边倒下的士兵，心里满是悲凉，他知道，孙传芳说得对，再守下去，只会让更多的士兵白白送死，他不能再固执下去了。他点了点头，语气沉重：“好！撤！咱们从西门撤，前往陕西，投靠刘镇华——他现在归附冯玉祥，或许会看在曾经北洋的情分上，收留咱们！”
7月1日傍晚，吴佩孚、孙传芳率领不到一万残兵，从洛阳西门悄悄撤退，留下一千重伤的士兵，负责断后（这些士兵知道自己无法撤退，主动留下来，与奉军拼到最后一刻）。郭松龄率领奉军，顺利占领洛阳，那些留下断后的直系军士兵，全部战死，没有一个人投降，郭松龄看着这些士兵的尸体，心里满是敬佩，下令“厚葬这些士兵，不得侮辱尸体”，随后便率军进驻洛阳，河南中部落入奉军手中，直系残部，彻底失去了固定的地盘，成了真正的“流寇”。
洛阳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冯玉祥心里满是警惕——奉军拿下洛阳，就掌控了河南全境，下一步很可能会进攻陕西，威胁西北军的核心地盘，他不能坐视不管。7月3日，冯玉祥召开西北军军事会议，鹿钟麟、刘镇华、郑士琦等人全部出席，会议上，冯玉祥语气凝重：“张作霖的奉军，已经拿下河南全境，兵力十一万，下一步肯定会进攻陕西，咱们西北军虽然有七万兵力，却分散在北京、直隶南部、河南西部、陕西，兵力分散，要是奉军进攻陕西，咱们很难支援，必须尽快调整部署，集中兵力，防备奉军！”
刘镇华立刻道：“冯司令，陕西是咱们的粮产区，绝不能丢！我请求从陕西调三万兵力，进驻河南西部的三门峡，与河南的两万西北军汇合，共五万兵力，防备奉军从河南进攻陕西；同时，从北京调一万西北军，进驻陕西东部的渭南，作为预备队，若三门峡的兵力不够，立刻支援！”
鹿钟麟也道：“北京的防务也很重要，奉军若从直隶南部进攻北京，咱们也会陷入被动，不如从直隶南部调一万西北军，进驻北京外围的通州，与北京的一万西北军汇合，共两万兵力，守住北京；剩下的一万西北军，驻守直隶南部的保定，防备奉军偷袭，这样咱们的兵力，既集中，又能兼顾各个战场！”
冯玉祥点头，立刻拍板：“就按你们说的办！刘镇华，你负责河南西部和陕西的防务，务必守住三门峡，不让奉军进入陕西；鹿钟麟，你负责北京和直隶南部的防务，守住北京的门户；郑士琦，你负责河南南部的驻马店，防备桂军北上，咱们分工合作，绝不能让张作霖的奉军，再前进一步！”
“是！”众人立刻领命，转身去安排部署，西北军的兵力，很快就调整完毕，五万兵力驻守河南西部和陕西，两万兵力驻守北京及周边，一万兵力驻守河南南部，形成了“以陕西为核心，北京为屏障”的防御体系，与奉军在河南全境形成了对峙，奉军想进攻陕西，也没了那么容易。
而此时的北京协和医院，孙中山的病情，再次恶化——他的肺病越来越严重，已经无法下床，连说话都变得困难，只能靠笔，写下简短的文字，与身边的亲信交流。廖仲恺从广州赶来，看着孙中山虚弱的样子，眼眶通红，哽咽着说：“先生，广州的革命新军已经扩编到六万，黄埔军校也正式开学了，首期学员五百人，都很优秀，您一定要好好养病，等您康复了，咱们一起推进北伐，实现共和统一！”
孙中山看着廖仲恺，缓缓点了点头，拿起笔，写下“努力推进北伐，勿念”几个字，字迹虽然潦草，却依旧透着坚定。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革命事业，就是黄埔军校和革命新军——这是他重建革命政权的希望，是推翻军阀割据的关键，他必须把这“希望”，托付给可靠的人。
7月10日，孙中山在医院里，召集了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鹿钟麟（冯玉祥的代表），写下了《国事遗嘱》《家事遗嘱》《致苏俄遗书》三份文件，在《国事遗嘱》中，他再次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叮嘱革命党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致苏俄遗书》中，他表达了“希望中苏两国，携手合作，共同推进世界革命”的愿望；在《家事遗嘱》中，他将自己的财产（少量书籍和衣物），全部留给妻子宋庆龄，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财产，只求子女“继承革命遗志，为共和统一奋斗”。
7月15日凌晨，孙中山的病情，进入了弥留之际，他拉着廖仲恺的手，用最后的力气，断断续续地说：“仲恺……黄埔军校……革命新军……北伐……统一……”说完，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享年五十九岁。
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像一颗炸雷，瞬间传遍了全国——北京的百姓们，纷纷走上街头，自发为孙中山送行，有的百姓拿着白花，有的百姓举着“孙中山先生永垂不朽”的标语，哭声传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广州的革命新军，在叶挺的率领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士兵们举着步枪，高喊“继承先生遗志，推进北伐，实现共和”的口号，士气高涨；冯玉祥的西北军，也在北京举行了追悼大会，冯玉祥亲自为孙中山献花圈，发表演讲，称“孙中山先生是共和革命的先驱，西北军将永远继承先生的遗志，反对军阀割据，推进全国统一”；就连张作霖，也派王永江前往北京，为孙中山献花圈，下令奉军“暂停进攻西北军，为孙中山先生哀悼三日”——孙中山的威望，早已超越了“革命党领袖”的范畴，成为全国百姓心中“共和统一”的象征，他的逝世，让全国的反直势力，失去了精神核心，却也让革命党人和西北军，更加坚定了“推进北伐、推翻军阀”的决心。
7月下旬，全国的局势，因孙中山的逝世，再次发生变化——南方的革命势力，在廖仲恺的主持下，继续推进黄埔军校的建设和革命新军的扩编，叶挺率领的革命新军，从江西出发，向湖北东部的黄冈推进，牵制桂军的兵力，为后续北伐做准备；西南的滇军、桂军，失去了反直联盟的精神核心，开始互相猜忌——唐继尧想趁机进攻广西，夺取陆荣廷的地盘；陆荣廷则想趁机进攻湖南，扩大桂军的势力，西南反直联盟，渐渐瓦解；而奉军与西北军的对峙，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张作霖见孙中山逝世，革命势力暂时无法北上，西北军又陷入“哀悼孙中山”的氛围中，趁机调整部署，派吴俊升率领三万奉军，从河南西部出发，向三门峡的西北军阵地，进行“实弹演习”，炮声震得三门峡的地面都在颤抖，威慑西北军，同时给冯玉祥发密电，说“若西北军肯让出陕西东部的渭南，奉军可与西北军继续合作，共同抵制革命新军；若不肯，奉军将进攻三门峡，拿下陕西”。
冯玉祥收到密电后，心里满是愤怒——张作霖这是趁孙中山逝世，趁火打劫，可他也知道，西北军的兵力，不如奉军，若真的开战，西北军就算能守住三门峡，也会伤亡惨重，而且革命新军暂时无法北上支援，他只能暂时妥协，却也不愿轻易让出渭南，只能给张作霖回电，说“渭南是陕西的核心防线，无法让出，可愿与奉军签订‘河南—陕西互不侵犯条约’，双方以三门峡为界，互不进攻，共同抵制革命新军，若奉军同意，西北军可与奉军共享河南的粮饷资源”，试图用“互不侵犯”和“粮饷共享”，暂时稳住张作霖。
张作霖收到回电后，心里盘算了许久——奉军虽然实力强，却也需要时间整合河南的地盘，消化刚拿下的洛阳、商丘，暂时无法发动大规模进攻，而且河南的粮饷，因之前的战乱，损耗严重，与西北军共享粮饷，也能缓解奉军的粮饷压力，最终，他答应了冯玉祥的提议，派王永江前往三门峡，与刘镇华签订了《奉西北互不侵犯条约》，双方以三门峡为界，互不进攻，共同抵制革命新军，奉军与西北军的对峙，暂时缓和下来。
8月至11月，全国的局势，进入了“短暂的平静期”——奉军在河南、山东、直隶整顿地盘，整合当地的地方武装，把兵力从十一万扩编到十二万，同时加大沈阳兵工厂的投入，从德国订购了二十辆坦克、三十门野炮，准备进一步提升实力；西北军在陕西、北京、河南西部整顿兵力，吸收了部分直系残兵和地方武装，把兵力从七万扩编到八万，同时在陕西修建了一座小型兵工厂，开始制造步枪和子弹，减少对奉军和外国武器的依赖；南方的革命新军，在黄埔军校培养了首批五百名军官，全部分配到革命新军，叶挺率领的部队，也从湖北东部撤回江西，进行整顿和训练，革命新军的战斗力，进一步提升；而吴佩孚的直系残部，在陕西东部的渭南，得到了刘镇华的临时收留，刘镇华给了吴佩孚一万石粮食、五千支步枪，让吴佩孚的残兵，从不到一万，恢复到一万二，却也对其进行了严格的管控，不让吴佩孚的残兵离开渭南，直系残部，彻底沦为了西北军的“附属势力”，再也没有了翻盘的可能。
11月底，北京的天气，渐渐寒冷，冯玉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北京的街道——街道上，百姓们的生活，渐渐恢复了安稳，没有了之前的战乱和恐慌，偶尔能看到西北军的士兵，帮百姓搬运粮食、修缮房屋，百姓们对西北军的支持，越来越高。鹿钟麟走到他身边，递上一件棉衣：“司令，天凉了，别冻着。奉军那边，刚从德国订购的坦克和野炮，已经运到沈阳，张作霖还派郭松龄，在河南进行了‘坦克协同作战’演练，看样子，明年春天，奉军很可能会撕毁互不侵犯条约，进攻陕西。”
冯玉祥接过棉衣，穿上，看着河南的方向，眼神里满是锐利：“张作霖的野心，我早就知道，他不会满足于东北、直隶、山东、河南，迟早会进攻陕西，甚至北京。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加快整顿兵力，扩大兵工厂的产能，同时派人与南方的廖仲恺联络，约定明年春天，革命新军从江西北上，进攻湖北、河南南部，牵制奉军的兵力，咱们西北军从陕西、北京出发，进攻河南北部、直隶南部，两面夹击，就算打不垮奉军，也要让他知道，咱们西北军，不是好欺负的！”
鹿钟麟点头：“我这就派人去广州，与廖仲恺联络，同时去陕西，督促兵工厂加快生产，确保明年春天，咱们有足够的武器和子弹，应对奉军的进攻。”
冯玉祥拍了拍鹿钟麟的肩膀，语气坚定：“辛苦你了。孙中山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的遗志不能丢，咱们西北军，既要守住西北的地盘，也要帮着革命党推进北伐，就算不能立刻实现统一，也要让百姓们看到希望，不再受军阀混战的苦。”
两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远处的夕阳，把北京的街道染成了金色，寒风刮过，却没吹散两人眼里的斗志。而此时的沈阳，张作霖正坐在将军府的书房里，看着郭松龄从河南发来的“协同作战演练报告”，还有德国武器的到货清单，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
王永江走进书房，递上一份《1925年奉军发展计划》：“帅爷，1925年，咱们的重点是‘整合地盘、提升装备、准备西进’——河南、山东的地方武装，已经整合完毕，兵力扩到十二万；德国的二十辆坦克、三十门野炮，已经运到沈阳，装甲团扩编为装甲旅，重炮旅也扩编为两个旅，火力比西北军强一倍；沈阳兵工厂的产能，也提升到每月生产六十挺重机枪、十五门山炮、四十万发子弹，足够支撑一场大规模战事。明年春天，咱们就撕毁《奉西北互不侵犯条约》，派郭松龄率领四万奉军，从河南西部进攻三门峡，派吴俊升率领三万奉军，从直隶南部进攻保定，两面夹击西北军，拿下陕西、直隶南部，再进军北京，把冯玉祥的西北军，彻底赶出北方！”
张作霖接过计划，手指在“三门峡—保定—北京”的路线上划过，眼神里满是野心：“好！就按这个计划来！明年春天，咱们就动手，先灭西北军，再收拾南方的革命新军，最后把吴佩孚的残兵彻底清除，让奉军成为全国唯一的军阀，实现北洋一统！”
12月初，南方的广州，黄埔军校里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首期五百名学员，正在操场上进行最后的毕业演练，叶挺作为教官，亲自指导学员们进行“步兵与机枪协同作战”，学员们动作娴熟，配合默契，眼神里满是对革命的热情。廖仲恺站在操场边，看着学员们的表现，心里满是欣慰——这五百名学员，是革命新军的“种子”，有了他们，革命新军的战斗力，会再上一个台阶。
冯玉祥派来的联络官，找到廖仲恺，递上冯玉祥的密信，密信里，冯玉祥提出“1925年3月，西北军从陕西、北京进攻河南北部、直隶南部，牵制奉军兵力，恳请革命新军从江西北上，进攻湖北、河南南部，夹击奉军，双方互相支援，共同推进北伐，推翻奉军军阀统治”。
廖仲恺看完密信后，立刻召开革命党核心会议，叶挺、胡汉民等人全部出席。会议上，廖仲恺道：“冯玉祥的提议，符合先生的北伐遗志，也符合革命势力的利益——奉军是目前全国最强的军阀，若不联手西北军牵制奉军，革命新军单独北伐，很难成功。我建议，答应冯玉祥的提议，派叶挺率领三万革命新军，明年3月从江西北上，进攻湖北、河南南部，与西北军夹击奉军，同时加快黄埔军校二期学员的招募，扩大革命新军的兵力，为后续北伐做准备。”
叶挺立刻起身，语气坚定：“我同意！奉军虽然装备精良，却内部矛盾重重（郭松龄与张作霖的矛盾已初显），而且不得民心，咱们革命新军，有百姓支持，有黄埔学员的引领，只要与西北军配合好，一定能牵制奉军，甚至打赢几场胜仗，为北伐打开通道！”
胡汉民也点头赞同：“没错，咱们还要派人去联络西南的陆荣廷——他现在掌控湖北，奉军若西进，迟早会威胁湖北，咱们许他‘若配合革命新军进攻河南南部，湖北的税收仍归他掌控，革命政府还会拨十万发子弹支援’，他肯定会答应，这样咱们就能形成‘西北军—革命新军—桂军’的反奉联盟，胜算更大。”
会议达成一致，廖仲恺立刻给冯玉祥回密信，同意“明年3月共同夹击奉军”，同时派亲信前往南宁，与陆荣廷联络，商议反奉事宜。陆荣廷收到联络后，果然答应配合——他知道，奉军若拿下陕西，下一步就会进攻湖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与革命新军、西北军联手，牵制奉军，保住湖北的地盘，双方很快达成协议，约定“明年3月，桂军从湖北北部出发，进攻河南南部，配合叶挺的革命新军”。
12月中旬，吴佩孚的直系残部，在陕西渭南整顿完毕，兵力恢复到一万二，却依旧被刘镇华严格管控——刘镇华只给吴佩孚“渭南防务司令”的空衔，不让他参与西北军的军事决策，也不让他的残兵离开渭南，吴佩孚每天只能在军营里，看着士兵们训练，心里满是悲凉和不甘。
孙传芳走到吴佩孚身边，递上一杯热酒：“司令，天冷了，喝杯酒暖暖身子。刚收到消息，冯玉祥与廖仲恺约定，明年3月联手夹击奉军，陆荣廷也加入了，咱们要不要派人与冯玉祥联络，请求参与反奉——就算不能恢复直系的地盘，至少能跟着打几仗，让直系残兵，不至于彻底沦为西北军的傀儡。”
吴佩孚接过热酒，喝了一口，眼神里闪过一丝光芒，却很快又黯淡下去：“联络冯玉祥？他是背叛直系的叛徒，就算咱们愿意参与，他也不会信任咱们，只会把咱们的残兵当‘炮灰’，让咱们去送死，最后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何必呢？”
“可咱们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啊！”孙传芳急道，“咱们是直系军，不是西北军的附属，就算只剩一万二兵力，也要有自己的尊严，就算战死，也要死在反奉的战场上，总比在渭南苟延残喘，最后被刘镇华拆分强！”
吴佩孚沉默了许久，看着远处训练的士兵们，他们大多是直系的老部下，跟着他南征北战，就算沦为残兵，也依旧对他忠心耿耿。他心里清楚，孙传芳说得对，苟延残喘，不是他吴佩孚的风格，就算是最后一战，也要为直系，为那些战死的士兵，挣回一丝尊严。
“好！”吴佩孚放下酒杯，语气坚定，“你悄悄派亲信，去西安找刘镇华，让他转告冯玉祥，就说‘我吴佩孚愿率直系残兵，明年3月从渭南出发，进攻河南东部的奉军，配合西北军夹击奉军，不求恢复地盘，只求能为反奉出一份力，也求冯玉祥能给直系残兵，留一条生路’。”
孙传芳大喜，立刻去安排——他知道，这或许是直系残兵最后的机会，就算不能翻盘，也能让直系，在历史上，留下最后一抹悲壮的色彩。
12月下旬，全国的局势，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奉军在东北、河南、山东整顿兵力，囤积武器，准备明年春天西进；西北军在陕西、北京、河南西部，加快兵工厂生产，联络革命势力，防备奉军进攻；革命新军在广东、江西，扩编兵力，培养军官，准备北伐；桂军在湖北，整顿防务，等待明年3月配合革命新军；直系残兵在陕西渭南，也做好了“最后一战”的准备；只有西南的滇军，因唐继尧想进攻广西，与陆荣廷彻底决裂，陷入了“内斗”，无法参与反奉，成了局势中的“变数”。
12月25日，圣诞节，北京下起了鹅毛大雪，覆盖了天安门的城楼，也覆盖了西北军的军营。冯玉祥与鹿钟麟、刘镇华、郑士琦等人，在西北军司令部里，吃着简单的年夜饭——桌上只有白菜炖粉条、馒头，还有一壶热酒，却比曹锟当年在新华宫的奢华晚宴，更有凝聚力。
冯玉祥举起酒杯，看着众人，语气坚定：“1924年，咱们西北军，从一万五兵力，扩编到八万，从北京周边，扩展到陕西、河南西部，靠的不是武器，不是军饷，是百姓的支持，是咱们‘不扰民、不腐败’的初心。1925年，奉军肯定会来进攻，咱们要联手革命新军、桂军，甚至吴佩孚的残兵，共同反奉，就算打不过，也要守住西北的地盘，守住百姓的安稳，绝不辜负百姓的信任！”
“守住地盘！守住百姓！反奉必胜！”鹿钟麟、刘镇华等人，纷纷举起酒杯，大声呐喊，声音震得屋顶的积雪，簌簌往下掉，眼神里满是斗志。
而此时的沈阳，张作霖与郭松龄、王永江、吴俊升等人，也在将军府里吃年夜饭，桌上摆着杀猪菜、冻梨、锅包肉，还有一壶烈酒。张作霖举起酒杯，语气豪迈：“1924年，咱们奉军，打赢了第二次直奉战，拿下了直隶、山东、河南，兵力扩到十二万，靠的是咱们的整军，靠的是弟兄们的拼命！1925年，咱们要拿下陕西、北京，赶走冯玉祥，收拾革命新军，实现北洋一统！我张作霖在这里立誓，明年春天，咱们就西进，不打赢这一仗，绝不回东北！”
“西进！西进！一统中原！”郭松龄、王永江等人，纷纷举杯，大声呐喊，声音里满是对权力的渴望，却没人注意到，郭松龄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不满——他功劳最大，却没得到相应的地盘，心里早已对张作霖心生芥蒂，这也为后来的“郭松龄反奉”，埋下了伏笔。
广州的黄埔军校里，廖仲恺、叶挺等人，与黄埔首期毕业学员，一起吃年夜饭，桌上摆着广东的烧腊、粥品，简单却热闹。廖仲恺举起酒杯，对着学员们，语气沉重却坚定：“孙中山先生走了，但他的‘北伐统一’遗志，要靠咱们来实现。1925年3月，咱们就要北上反奉，你们是黄埔的首期学员，是革命的种子，要带着弟兄们，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为了共和统一，为了百姓安稳，拼尽全力！”
“继承先生遗志！北伐必胜！共和必胜！”学员们纷纷举起酒杯，大声呐喊，眼神里满是对革命理想的坚守，没有丝毫畏惧——他们知道，北伐之路，充满了危险，甚至可能战死，却依旧愿意为了理想，挺身而出。
陕西渭南的直系残军营里，吴佩孚与孙传芳，还有几名直系老将领，围坐在火炉边，吃着馒头和咸菜，喝着劣质的白酒。吴佩孚举起酒杯，看着众人，语气里满是悲壮：“1924年，咱们直系，从独霸中原，沦为残兵，丢了湖北、河南、山东，靠的是曹锟的贿选，靠的是冯玉祥的背叛，也靠的是我吴佩孚的固执。1925年3月，咱们要参与反奉，就算是‘炮灰’，也要打这一仗，为直系，为那些战死的弟兄们，挣回一丝尊严！就算战死，咱们也对得起‘直系军’这三个字！”
“为直系！为弟兄们！死而无憾！”孙传芳和老将领们，纷纷举起酒杯，声音沙哑却坚定，眼眶里满是泪水——他们知道，这或许是最后一次一起吃年夜饭，最后一次一起打仗，却依旧愿意跟着吴佩孚，拼到最后一刻。
1924年的钟声，在漫天风雪中敲响，这一年，是北洋历史上“乾坤颠倒”的一年——第二次直奉战爆发，奉军从东北入关，一路势如破竹；冯玉祥北京政变，扣押曹锟，推翻直系中央，西北军崛起；直系从“独霸中原”，沦为残兵，吴佩孚从“常胜将军”，沦为“流寇”；孙中山北上，宣传革命理想，虽病逝北京，却为后续北伐，埋下了种子。
这一年，奉军、西北军、革命势力，形成了新的“三足鼎立”，军阀混战的格局，再次洗牌；这一年，百姓们在战乱中，看到了“共和统一”的希望（孙中山北上），也经历了“政权更迭”的动荡（北京政变），依旧在“安稳活下去”的渴望中，挣扎前行。
1925年的序幕，已经拉开，奉军与西北军的大战，革命新军的北伐，直系残兵的最后一战，西南军阀的内斗，即将在这片饱经战乱的土地上，依次上演。冯玉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新年的第一缕阳光，轻声道：“1925年，要么守住西北，要么战死沙场，没有第三条路。”
张作霖在沈阳将军府里，看着新年的阳光，握紧了手里的酒杯：“1925年，西进北京，一统中原，谁也拦不住！”
廖仲恺在黄埔军校里，看着新年的阳光，对着学员们大声道：“1925年，继承先生遗志，北伐必胜，共和必胜！”
而吴佩孚在陕西渭南的军营里，看着新年的阳光，眼神里满是悲壮：“1925年，为直系，最后一战！”
一场更大的战火，已在新年的钟声里，悄悄点燃，北洋历史，即将迎来更加波澜壮阔，也更加惨烈的一页。
1924年的最后一夜，雪落满了大半个中国——东北的雪裹着寒风，压弯了沈阳兵工厂的烟囱；北京的雪铺在天安门的城砖上，遮住了往日的痕迹；陕西的雪盖在渭南的军营外，掩住了直系残兵巡逻的脚印；广州的雪下得极轻，只在黄埔军校的操场边，积了薄薄一层，很快就被学员们训练时的脚步声踩碎。
张作霖没有留在沈阳守岁，而是带着郭松龄、吴俊升，去了山海关的奉军军营。军营里，三十辆坦克整齐地停在雪地里，炮口裹着防冻的棉布；士兵们围着篝火，吃着冻梨和热馒头，见张作霖来了，纷纷起身敬礼，眼神里满是敬畏。张作霖走到篝火边，拿起一个冻梨，咬了一口，冰凉的甜意顺着喉咙往下滑，他看着眼前的士兵，语气豪迈：“弟兄们，1924年，咱们赢了第二次直奉战，把吴佩孚赶下了台，拿下了直隶、山东、河南，这是咱们奉军的荣光！1925年春天，咱们就要西进，打冯玉祥，拿陕西、北京，让奉军的旗子，插遍整个北方！你们有没有信心？”
“有！有！有！”士兵们齐声呐喊，声音震得篝火里的火星四溅，积雪从帐篷顶上簌簌落下，在火光里划出细碎的银线。郭松龄站在张作霖身后，也跟着鼓掌，可眼神里却没多少笑意——他刚从河南回来，知道张作霖把河南的地盘分给了吴俊升的亲信，自己拼死拿下济南、洛阳，却只得到“河南军务帮办”的空衔，连一县的税收都没拿到，心里的不满，像雪下的草，悄悄疯长。吴俊升看出了郭松龄的异样，却没点破，只是凑到张作霖身边，低声说：“帅爷，夜深了，雪大，您早点回帐休息，明天还要查看防线呢。”张作霖点头，拍了拍郭松龄的肩膀：“子良，河南的事，委屈你了，等明年西进打赢了，陕西的地盘，给你留着！”郭松龄勉强笑了笑，躬身应下，可心里清楚，这又是一句无法兑现的承诺。
同一时间，北京的西北军司令部里，冯玉祥正和鹿钟麟、刘镇华对着一张地图商议。地图上，河南西部的三门峡被红笔圈了三层，旁边标注着“奉军主攻方向”；直隶南部的保定也被圈了两层，标注着“奉军牵制方向”。刘镇华指着三门峡，语气凝重：“冯司令，我已经让陕西的兵工厂，把每月的子弹产量提到五十万发，三门峡的工事也加修了两道，可奉军的装甲旅有五十辆坦克，咱们只有三十门山炮，真打起来，恐怕挡不住太久。”
冯玉祥拿起一支铅笔，在三门峡和渭南之间画了一条线：“吴佩孚的残兵在渭南，有一万二兵力，虽然没重武器，却都是老兵，能打硬仗。我已经让刘镇华给他们拨了五千发子弹，明年3月开战，让他们从渭南出发，袭扰奉军的粮道，就算不能切断，也能拖延时间。另外，廖仲恺那边已经回信，叶挺的三万革命新军，会按时从江西北上，陆荣廷的桂军也会从湖北出兵，咱们三面夹击，奉军就算再强，也顾不过来。”
鹿钟麟补充道：“还有北京的防务，我已经让佟麟阁率领两万西北军，在通州修建了五座炮堡，每座炮堡配三门野炮，就算奉军从直隶南部进攻，也能挡一阵。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等，等春天，等所有反奉的力量，都动起来。”三人不再说话，只是盯着地图，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把司令部的窗户，映得一片雪白。
陕西渭南的直系残军营里，没有篝火，没有热闹的呐喊，只有几间破旧的营房，透着微弱的灯光。吴佩孚坐在营房里，手里拿着一张旧照片——照片上，是第一次直奉战后，他和曹锟、冯玉祥在保定的合影，三人笑得意气风发，如今却物是人非。孙传芳端着一碗热粥走进来，放在吴佩孚面前：“司令，喝碗粥吧，这是百姓们送来的小米粥，暖身子。刚收到刘镇华的消息，冯玉祥同意让咱们明年3月袭扰奉军粮道，还说打完仗，允许咱们在渭南定居，不用再受管控。”
吴佩孚拿起粥碗，喝了一口，小米的香气在嘴里散开，他看着孙传芳，语气里满是感慨：“百姓们还没忘了咱们啊……只是定居渭南，咱们就成了百姓，不再是直系军了。”孙传芳坐在吴佩孚身边，低声说：“就算成了百姓，也比当‘炮灰’强。等打完这一仗，咱们就解甲归田，不再管军阀混战的事，好好过几天安稳日子。”吴佩孚点头，却没说话，只是看着照片，手指轻轻摩挲着照片上的曹锟和冯玉祥，眼神里满是复杂——有恨，有怨，也有一丝说不清的惋惜。
广州的黄埔军校里，年味最浓。廖仲恺带着叶挺，和首期毕业学员们一起，在操场边的空地上搭了戏台，百姓们也来凑热闹，有的送来了糖果，有的带来了粤剧班子，锣鼓声、笑声，盖过了远处珠江的涛声。叶挺看着学员们和百姓们一起说笑，心里满是欣慰：“先生要是能看到这一幕，肯定会高兴——他一直说，革命要靠百姓，现在咱们做到了。”
廖仲恺点头，手里拿着一封刚收到的密信，是冯玉祥派来的联络官送来的，密信里确认了“3月15日同时出兵”的时间。他把密信递给叶挺，语气坚定：“明年3月15日，你率领三万革命新军，从江西南昌出发，先拿下湖北东部的黄冈，再进攻河南南部的信阳，与陆荣廷的桂军汇合，牵制奉军的兵力。记住，咱们革命新军，不是军阀，打仗的时候，绝不能扰民，要保护百姓，让百姓知道，咱们是为他们打仗的。”
叶挺接过密信，郑重地点头：“请廖先生放心，我一定做到！就算战死，也绝不会丢革命新军的脸，绝不会辜负先生的遗志！”戏台上传来粤剧的唱腔，婉转激昂，学员们和百姓们一起鼓掌，月光透过薄雪，洒在每个人的脸上，满是希望。
1924年的钟声，在凌晨时分敲响——沈阳的奉军军营里，士兵们对着篝火欢呼，高喊“西进必胜”；北京的西北军司令部里，冯玉祥、鹿钟麟、刘镇华举杯，约定“守住西北，守住百姓”；陕西渭南的直系残军营里，吴佩孚和孙传芳一起，对着旧照片鞠躬，算是给过去的直系，做最后的告别；广州的黄埔军校里，廖仲恺、叶挺和学员们一起，对着孙中山的遗像宣誓，“继承遗志，北伐必胜”。
这一年，第二次直奉战落幕，却不是军阀混战的结束，而是新混战的开始——奉军虽强，却藏着郭松龄的不满，迟早会爆发内乱；西北军崛起，却夹在奉军和革命势力之间，既要防奉军西进，又要帮革命新军北伐，处境艰难；直系残兵苟延残喘，却仍想为自己挣回一丝尊严，最后的一战，注定悲壮；革命势力有了黄埔军校和革命新军，却还要面对奉军的强兵利器，北伐之路，注定坎坷。
雪还在下，覆盖了战场上的血迹，却盖不住即将爆发的战火。1924年的最后一片雪，落在了山海关的城楼上，一边是东北的奉军，蓄势待发；一边是关内的西北军，严阵以待；南方的革命势力，也在雪地里，悄悄磨亮了武器。
1925年，注定是北洋历史上，最波澜壮阔，也最惨烈的一年——郭松龄反奉、奉西北大战、革命新军北伐、直系残兵最后的悲壮，都将在这一年，依次上演。而这片饱经战乱的土地，和土地上的百姓，也将在这一年，再次经历血与火的考验，等待着“共和统一”的希望，真正到来的那一天。
